自八十年代以来,内生增长理论得到了蓬勃发展,但至今仍未能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综合模型.其中的原因,作者认为至少是因为内生增长理论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在应用人力资本外部性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二是它在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时没有考虑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影响.作者认为把古典经济学家所重视的要素相对价格效应引入现代新增长理论中,并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就能避免内生增长理论外部性假设的逻辑错误.把价格结构与分配制度相对应还能解决制度学派在建立数理模型时所面临的制度影响难以度量的难题.针对第一个问题,该文提出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局部均衡模型,指出人力资本外部性不是人力资本的特殊属性所致而是人力资本的产权界定不明确导致的.因此,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看作为一个产权问题.根据该模型的推导结果,该文认为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差异不会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但仍会影响个人人力资本最优稳态水平的选择和它的积累过程.对于第二个问题,该文提出了一个包含要素相对价格效应的两部门的总量模型.价格效应的引入是以第一部-分的两个局部均衡模型的结果作为微观理论基础的.在模型中把价格效应代表的意义双重化了,认为价格效应在模型中不仅仅是一种外部性影响的代表,同时也可以看作为代表着制度的影响.通过价格效应的引入使得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作用关系具体化了,体现了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并且,价格效应的外部性使外部性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解释也多样化了.在这个总量模型中,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存在初值依赖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陷阱问题、发达国家劳动时间下降问题以及条件收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陷阱问题,该文提出了以总量模型结论为理论基础的相应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