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在中国翻译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废除原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区别,消解原作者文本终极意义上的权威。作者认为,这样的理论其实非常深刻的论证了几个重要的翻译观点：首先,不否认译文是原文的承传,在一定意义上原文得倚靠译文得以传播和存活下去。其次,译文往往赋予原文以新的生命和意义-----再一次强调译者的主体创造性不可否认。同时,译文作为语言的生命和存在,译文的创新语言之功,也就是本文探讨的英文中的再创造之美得到了最有力的肯定。在德里达学术生涯的晚期,他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其早期理论,他提出的“确当的翻译”的观点开始强调忠实于原文的重要性,并强调原文意义并非完全不确定：“简而言之,确当的翻译就‘好的’翻译,也即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Derrida,2001:177)在解构主义早期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及德里达晚期的修正观点的观照下,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启示：第一,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意义不确定论并未赋予翻译工作者“胡翻”、“乱译”的自由；第二,德里达的理论对翻译的要求似乎更高,译者必须应以此为目标,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第三,译文语言要满足“最”的要求,在译文词句的选择上一定要有创造性。王宁指出德里达的翻译理论“虽然未对具体的翻译技巧提出任何指导性意见,但却在更高的层面上对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指导作用”(2005：46)。翻译中的再创造就是在其观照下的。翻译与其说是语际间的转换,倒不如是说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创造,是一种美的再创造,是按照美的规律,以美的形式所进行的一种再创造。翻译过程中必有所“失”,但失于此可以得于彼。创造性翻译就是最好的例证。英译汉和汉译英过程中创造性体现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相对较易,后者相对更难。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尤显得重要。译者在识透英汉两种语言美学生成机制之差异后,以中国灿烂的文字和悠久的文化为语料基础,借助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手段,完全可以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再创造。这一点已得到译界的认同。从翻译策略来看,许多人认为应用翻译如广告商务科技英语的导向大大不同于文学翻译,追求“求同”才是其策略,则似乎会有碍创造性的发挥。其实应用文体不但具有“科学性”,也具有“艺术性”。在应用文体的翻译过程中也可以实现美的再创造。本文拟从英汉翻译角度,对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中美的再创造的问题进行探讨。在文章最后,作者进行了总结和探索。首先,正面启示有二点：1、译作创造性的实现对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并历久不衰与译作的再创造性不无关联。上述启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完全吻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本文亦进行了反向思索：凡是民族的都是世界的——优秀文化无国界论引发的思索。总结以下两点：1、优秀文学作品本无国界,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时再创造性的限制成为他走向世界的瓶颈。2、在当前这个瓶颈无法短时间突破的情况下,吸引世界人民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优秀文化不惜为一种有效途径。也顺应了向世界输出优秀民族文化,树立文化产业强国形象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