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现代税制的问题越发凸显,税收规避也变得更加复杂,引起了各国税务当局的注意。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税收规避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传统的避税观念认为,公司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税收规避为公司增加了税后收益,是符合公司利益的经济行为。然而委托代理理论又为避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效税收筹划理论也要求我们关注税收规避的非税成本,Desai(2006)、陈冬(2012)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税收规避对公司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从现有研究和文献分析,审计师作为重要的公司外部监督机制之一,可以抑制公司实施对股东利益不利的经济行为,以提高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避税过程中可能存在管理层寻租行为,侵害股东利益。而现实中审计师为了维持和招揽客户,会提供税务筹划等非鉴证类业务。因此审计师是否会出于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对避税程度高的公司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使高管的股权激励普遍不足,限薪令等相关政策也使高管薪酬受到一定管制。由于避税行为固有的稽查风险使得管理层的薪酬无法得到完全的补偿,薪酬契约失去了原有的有效性。因此在我国特殊的环境下,对管理层实施的激励机制是否能够有效替代管理层在避税行为中攫取的自身利益,降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减弱税务规避的负面效应,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采用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研究、借鉴国内外文献以及相关理论,基于委托代理的避税观,实证研究了公司实施税收规避对获得的审计意见以及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而本文依托激励理论,探讨了高管激励是否能够抑制税收规避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实施避税行为可能会导致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避税过程中管理层对公司利益的攫取以及其他非税成本的增加,导致了避税的企业价值的减损。对高管实施的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能够替代高管因激励不足而进行的自我激励,并提高高管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性,从而有效减弱税收规避对公司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委托代理观下的避税理论,并验证了高管激励机制在税收规避过程中发挥的治理效应。最后,本文针对公司、审计师和税收征管部门提出合理化的政策建议,试图降低税收规避对公司治理以及国家财富的负面减损效应,以及发挥高管激励机制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