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其交游、思想、诗文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白居易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唐儒、释、道三教并行以及中国的佛禅思想最为盛行的文化历史语境下,以比较文学的方法,从主体性选择、宗教心理学、文本的分析、诗学思想等方面来论述白居易最终选择佛教信仰的历程和其人其诗与中国佛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全文共分为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引论部分简单回顾了中国学界白居易研究的发展概况和现状,简述了本文的写作构想。正文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探讨白居易对佛教的主体性选择,即从白乐天到晚年自封“香山居士”、“佛弟子”,白居易在归依的渐进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思想选择的过程:从早年对佛教的随性接触与认识到因贬谪江州等生活变迁对佛教有亲身的体认并产生了居士情怀;随着他对大乘佛理的深刻领悟、居士情怀的日愈深厚,他又将儒、道(老庄与道教)思想融合到自己以佛教指导生活、尝试居士修行的生活实践中;晚年重修香山寺的完成也成就了其居士之名。而这个转变过程都在白居易的诗文中得到了反映。第二章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结合白居易的生平及其创作来分析探讨白居易皈依佛教的过程中其宗教意识的发展过程以及他在以佛教为“个人信仰”的过程中对传统的儒、道(老庄与道教)思想所作的选择。从艰难多故的童年、“三登科第”到“志在兼济”十年仕途生活(公元772年-815年冬),从贬谪江州、忠州量移的仕途转机到离京外任(公元815年冬-826年),从再次短暂的归朝擢任到求分司东都以终老(公元827年-846年),白居易经历了抽象意义上的“外在宗教意识的形成——遵守型宗教意识——内在型宗教意识——自决型宗教意识”这一发展模式;同时,表现诗人错综复杂的情感和思想的诗文则呈现了白居易作为个体人所经历的与时代、社会、文化、个人性等密切相关的具有“个人特性”的归依历程。第三章和第四章以白居易的文本为立足点来探讨其诗文中所蕴含的“主体意识及其自觉”与佛学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从白居易诗文中所经常表现的感逝叹老的主题出发,对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自我意识与自省意识进行解读。白居易的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使他在诗文中反复表达了自己对时间流逝、生命短暂、命运蹉跎的感慨与执著自我的苦痛;与此同时,其自省意识与自我意识又促使他在感伤、痛苦中表现出对自我执著的超越。在与佛教逐步深入的接触中,白居易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自我反思得以强化,这促使他在肯定自我生命经验的同时也超越了对自我的执著并在诗中表现了闲适逸老之情。这一转变是在佛学思想的启悟下完成的。第四章对白诗中所蕴藏的“主体意识的自觉”进行了深入解读。对自我的极度关注和对人生无常的亲身体悟使白居易在诗中表现出中唐诗人普遍所共有的对外物的“诗性占有”。宇文所安所说的这种“个体意识”作用下通过诗文体现“个人特性”和风格的话语层面的“占有”与白居易较早具有的人生无常的思想密切相关。“中人”意识与亲身体认后形成并加深的人生偶然无常的思想使白居易更易于接受佛教思想。在佛禅之理特别是南宗禅的明心见性、“平常心是道”等思想的引导下,白居易以不同于传统的“形式化(诗)”的表达方式对佛禅之理作出了个人化的诠释。第五章从佛学思想的角度探讨白居易浅切平俗的诗风和他的“根情”思想。在佛禅启发主体性思维和自主性意识的思想作用下,白诗所谓的“浅切平俗”的风格,其实是诗人主动自觉地追求实践个人风格(即具有任性率真“特性”的真切自然)的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其“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诗学观点中所包含的对诗人主体意识的关注及对诗歌创作整体、辩证的认识等思想也表现出白居易的“根情”说与佛教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系。第六章在分析白居易的情理观的基础上,探讨了其被称为“广大教化主”的深层原因及由此而显现出的白居易对佛教的本质和实用性的深切把握。白居易的“广大教化主”之名不仅表现在其诗中所展现出的包容豁达的品格和开阔诗境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在于诗人于诗中所表现的以佛理指导人生,在反思自我、直面人生问题时流露出的“情”“理”交融的真实感悟和在实践中领悟佛理而获得的人生智慧。在挖掘佛教的内在价值和实用性的同时,白居易的人生也逐渐进入了全新的境界,而他对儒释道思想的择取与吸收并用也体现出中国文化深层的辩证理性思维方式的作用。结语部分进一步强调了白居易以实用性为原则融通儒、释、道的思想,并运用中国佛学圆融无碍、方便任运的思想打通了文学创作与佛教信仰之间的界限。这不仅为唐以后的崇佛文人将佛教思想融入个人生活提供了范本,而且也标志着佛学思想在整体上已经逐渐溶入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