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州在基层管理体制方面开展了多轮探索,其中以“村改居”的改革最引人关注。截至目前,广州共有138个城中村成立了138个经济联社,转制为242个社区。“村改居”改革在管理体制上直接把农村变为城市,领全国改革之先河。为完成管理体制转轨,打破城与乡之间的鸿沟,近年来广州在全国范围内再次率先在“村改居”社区大规模推行“政经分离”,即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互相分离。进一步而言,广州市实施“政经分离”主要为了重构集体经济秩序,从而形成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的集体经济,同时,在经济组织中分离自治组织,实现自治组织的自主化。但由于系统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理论总结尚未完整成型,而且城乡“二元”体制的巨大鸿沟以及各种利益诉求交织,理论与实践的强烈反差极大束缚了“政经分离”的有序推进。本文运用了农村集体经济理论、基层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理论,通过对我国实施“政经分离”的案例分析,发现“政经分离”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结合广州市“村改居”社区“政经分离”工作,调研发现仅广州市白云区就有48条城中村实现了政经分离,通过坚持“三变”、“三不变”、“三化”原则推行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联社股份固化。通过对白云区柯子岭村的个案分析,发现广州市“政经分离”还存在着经济组织难以实现市场化、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欠账严重、经济联社与社区居委会责、权、利不清晰三方面问题。从“政经分离”的角度剖析从农村管理体制转变为城市管理体制的各项困境,发现其成因包括三方面:不完整的产权制度、不完善的股权制度、不健全的联社管理制度和严重缺位的政策法规而产生的产权制度先天不足;社区居委会行政经费、办公用房等未完全纳入政府保障,落后的水电管理模式,治安、环卫等公共服务费用难以保障而产生的公共服务职能欠缺;经济联社保留并使用村委会的行政用章、承担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社区居委会严重依赖经济联社而产生权责利交叉。针对问题成因,为优化推进广州市“政经分离”,提出了实行选民资格、组织功能、干部管理、账目资产和议事决策“五个分离”的具体对策建议,希望为广州乃至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