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包括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作出的对内部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产生效力的行政行为,对其他外部组织或人员并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二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主体关系角度、作用角度与效果角度。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法院均不受理。将司法救济排除在外,至此我国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我国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原因受当时经济状况、立法背景及我国行政管理特点的影响。但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对我国的影响尤为深渊,其成为我国的理论依据。而我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与法治精神的缺失与落后是其不可诉的内在原因。我国现行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与此同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世界各国的变迁与革新,使得我国也逐渐开始反思受特别权利关系影响,从而将司法救济排除在内部行政行为救济途径之外的合理性。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中,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从未有过争议,英国即给予普通法上的保护又给予制定法上的保护方式值得我国借鉴,同时国内日趋成熟的法治环境、宪法将依法治国写入修正案以及“有权利必有救济”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我国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而我国行政审判体系的不断完善、法官队伍建设的加强都使得司法救济途径的介入具有实践上的可能性。内部行政行为数量繁多、案情复杂使得不具备将其全部纳入诉讼范围的可能,对此问题可参考日本的“显著不利益”理论,只将对相对人基本权利有重大影响的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同时确立以“穷尽内部救济措施”为原则,以法律审为基础,必要时兼顾事实审的审查范围,构建出一个系统的内部行政行为审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