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8日,时隔权健公司被自媒体揭露涉嫌虚假宣传、传销一年之后,“权健传销案”公开宣判。权健事件暴露了保健品市场的种种乱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保健品对老年人的“残害”,引发社会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本研究选择《人民日报》《老年日报》“澎湃新闻”的保健品诈骗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选取自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517篇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谭克达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和内容分析法对样本的媒介形象特征进行数据统计,并从整体性、对比性和历时性三个维度探讨国内媒体建构受诈骗老年人群体媒介形象的路径。研究发现,从整体性角度出发,三家媒体建构了比现实更加衰老、较多以群体出现、地域形象代表性有待提升、丧失社会职业角色的受诈骗老年人形象,和凸显失去判断力的“高知”形象和因保健品致贫的“贫民”形象;健康焦虑严重、处于“信息孤岛”和“精神孤岛”的悲惨形象;反应迟缓、亟待被拯救的形象;自身权益严重被侵犯却保持沉默的形象;因缺乏法律和维权意识而遭受权益损失的无助形象。从对比性角度出发,三家媒体的媒体性质有所不同,偏好的新闻框架也不同,因此建构的老年人的报纸媒介形象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倾向于报道受诈骗老年人群体,老年人的媒介形象更为凄惨、无助,以引导舆论的关注和倡导社会各界的关怀;作为面向老年读者的专业性报纸的《老年日报》,呈现的老年人形象较为积极、正面,以打造一个老年人表达和提升的群体互动平台和精神家园;作为新媒体平台的“澎湃新闻”,呈现的老年人形象整体上较为立体、多面,向读者提供多元解读和深入思考。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受诈骗老年人媒介形象的代表性逐渐减弱,衰老无用、被动沉默的受诈骗老年人依然是主要形象。受诈骗老年人形象的稳定性体现为:性别保持均衡;退休前职业始终缺失;一直突出没有发现被骗的受诈骗老年人媒介形象。受诈骗老年人形象的渐变性体现为:从2017年开始,从均衡各年龄段的老年人转向偏重七八旬老人,从均衡不同地域的老年人转向个体城镇老年人;从2016年起,老年人受诈骗的主观因素的呈现从分布均衡变成突出“防治疾病”主观因素;积极维权的老年人媒介形象逐渐淡化,没有维权的老年人媒介形象成为主要形象。此外,五年的报道可以划分为简单呈现阶段(2015年)、消极呈现阶段(2016年至2017年)、政策宣传阶段(2018年-2019年)分别对应差异化的形象、标签化的形象、回归客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