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意义在过去的十年中,尽管苏丹凭借其石油资源上升为较低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其国内的深度贫困和不平等仍然非常显著。估算的贫困发生率为46.5%(2009年全国基线家庭调查),这也意味着有15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苏丹的经济发展一直以来是不均衡的,其增长集中在喀土穆及其周边的几个州。因此,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城市地区,并且不同州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喀土穆州为26%,而周边的北达尔科尔州、南科多尔凡州及红海州则高达60%以上。至少一定程度上,苏丹国内的冲突与内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巨大两极分化。持续的地域性差异不仅给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带来挑战,也是导致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苏丹的税收能力也随着一部分石油收入归入南苏丹而有所下降。即使在南苏丹分裂之前,苏丹已经有大量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赤字,因为分裂意味着石油收入的损失是比南苏丹独立导致开支的减少大得多。苏丹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财政缺口；因此,这需要调整财政结构以适应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对价格,投资和穷人必不可少的基本社会服务相关的发展的深远影响。具体来讲,燃油补贴的减少已经对包括穷人和脆弱性群体在内的苏丹人民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由于制约因素和机遇的差异,一个人的出身在确定个人经济状况时非常重要,在一个有着不同地理环境的国家,这种情况在苏丹可能无法反映传统的城乡差异。家庭调查报告可以反映苏丹的情况,哪里的农村地区持续贫困,缺乏就业机会,缺少技能以及教育程度低(CBS,2010年)。它还能够反映出,现在大部分的政府减贫项目和措施主要关注农村贫困。如果用收入贫困来衡量贫困状况,城乡之间的贫困水平差异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使用收入来衡量贫困已经广受批评。鉴于对农村贫困的认识,苏丹的城市贫民正在经历着一个艰难的时期,而且其严重程度是被低估的。农村地区呈现为贫困,而城市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地区,这也导致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这进一步恶化了城市贫民的状况。确认城市贫民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经济畸形增长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用家庭消费支出来衡量贫困水平,评估不同地区贫困程度的差异,来验证城市贫困与人口特征对家庭贫困的影响是否与农村地区存在差异。如果差异不显著,那么城市地区就急需要像农村地区一样开展消除贫困的改革和项目。二、研究目标与方法苏丹关注一般性贫困和收入贫困两方面。由于在医疗和教育方面被剥夺,城市贫困家庭处于相当不利地位。在苏丹,一个有既定目标的反贫困过程应该既考虑城市贫困,也考虑农村贫困。城市和农村贫困的差异及其独立的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对苏丹政府的减贫目标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运用家庭消费支出衡量北达尔富尔城乡贫困程度之间的显著差异,强调城市贫困的严重性。具体来讲,本研究要达成以下目标：A.分别识别北达尔富尔的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状况和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济因素和活动。B.分析苏丹北达尔富尔城市和农村贫困程度的不同。C.测定影响苏丹人口减贫的经济社会因素。D.根据研究发现提出针对北达尔富尔和整个国家减贫项目和措施的建议。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研究问题：一、哪些经济和社会因素影响着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二、城市贫困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有哪些不同问题和条件?三、在何种程度上,城市贫困人口与农村贫困人口相比贫困程度相同或者更严重?四、在设计苏丹减贫项目时,应考虑哪些有益于城市减贫的因素?此外,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调研地点在苏丹北达尔富尔州,目标群体为北达尔富尔城市和农村人口。调查样本总量为600户。城市家庭数据来自法希尔和库图姆,农村家庭数据来自达尔-萨拉姆、卡布卡比亚、麦丽特、塔维拉和华通巴诺。抽样方法是分层抽样。所有数据来源于家庭调查以及对北达尔富尔的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访谈。本研究的数学模型是一个六元回归模型。三、研究结果北达尔富尔州的绝大多数家庭人口为6—13人,农村地区家庭人口规模明显大于城市家庭规模,然而从家庭规模估算贫困程度是受家庭结构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60.8%的城市家庭的户主为女性,而73.1%的农村家庭的户主为男性。因此,在考虑户主性别情况下,苏丹北达尔富尔州城市家庭贫困程度高于农村家庭贫困程度的可能性增大。26.3%的参与调查家庭中没有创收者。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可能会比农村居民高,很可能是因为在城市地区接受教育比农村地区更常见。52%的农村家庭中失学儿童超过5个,而63.2%的城市家庭没有失学儿童。这说明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高于农村家庭。城市贫困家庭在住房类型、厕所类型、水源等方面的生活条件更好。但是与农村家庭不同,城市家庭需要承担购买水电的额外费用。结果显示,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的开支明显增加。城市家庭的水电费用支出明显比农村家庭高。在所有的食品和非食品项目支出方面,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城市地区每月在食物方面的开支都高于农村。城市家庭每月的房租支出高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每月的天然气和煤油消费高于农村家庭。但是在柴火、汽油、柴油等燃料消费支出方面,样本中的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城市家庭在通讯、交通等方面的支出高于农村家庭。除了家庭规模之外的所有变量表明,城镇居民家庭月支出比农村家庭更高,这些影响是显著的。估计的模型显示,每月家庭开支方面农村地区比城市地区更低。不同地区的家庭人口特征对家庭每月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收入对家庭每月支出的影响方面,城市家庭高于农村家庭。生活水准对城市家庭的月支出水平的影响比农村家庭高。结果显示,收入对家庭每月支出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但是生活水准对家庭每月支出的影响情况在不同地区间差异不大。在访谈中,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受访者并不认为城市家庭贫困与农村家庭贫困是完全不同的,而另一个方面,来自政府部门的受访对象则认为农村家庭贫困程度比城市家庭严重。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受访者认为农村家庭贫困的收入低,是因为工作的工资低,包括农村务农。受访者讨论了农村家庭改变生活状况的问题,但认为城市家庭成员改变家庭状况的努力程度超过农村家庭。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受访者赞成配额制度的实施,但两个政府官员都强调,有必要开发一种制度具备配额制度的优点。而四个官员则表示,在达尔富尔的配额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两大因素。第一个影响因素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招募人员的不道德行为发生率,这些人可以利用这种配额为他们的决定找理由。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决定配额的原则是以全部员工数量为基数,而不是以有技能和受过教育的员工数量为基数。因此,比现有的熟练劳动力数量大的固定配额造成了整个招募劳动力过程的价值损失,而且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结果说明,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采取不同的减贫方案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开展越来越多的减贫项目的紧迫性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在农村地区的减贫项目中开展农业培训,而在城市地区的减贫项目中开展工业培训。城市家庭贫困不应该在与农村家庭贫困的比较中被忽视。虽然农村家庭规模更大,创收者更少,但是从消费情况来看,这两类家庭呈现为不同的贫困图景。四、结论及讨论把所有资源都用于农村扶贫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反城市化”的情愫,这使得城市地区的贫困不被重视。实践者们通常不考虑城市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发展专家们通常认为城市人群的经济状况要好于农村人口,因为他们拥有获得服务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城市人群被认为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农村人口拥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住房和更好的健康水平。总体统计中的偏差是不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城市人口的不适当的原因分析和关于贫困的不现实的定义被国际组织和政府所采用。在城市中,生活必需品的花费要比用来衡量贫困的贫困线高。非收入方面的贫困包括了贫困人员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在无代表权利不民主的政体中产生影响,法治的缺失,缺乏教育、医疗、卫生、水资源机会,不安全的劣质的居住环境几乎不被大多数官员视为减贫目标。关于城市中居民和贫民窟中人员的生活水平的对比表明,在城市中减贫的迫切性一点不亚于农村地区。文献综述表明,宏观意义上的贫困显著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一个由经济增长、不公平性和贫困组成的减贫的三角框架。不管是不同地区的多样化标准,还是在不同的衡量指标之下,这三种现象是显著相关的。高通胀率通常很明显的伴有贫困率的上升。而研究者们对于国际援助和贸易自由化等外部因素对于减贫的作用的看法不尽相同。在进口货物生产方面具有高效率的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的获利不太可能高于国际援助。特别是,非洲国家在不断增加的国际援助时期的贫困率降低要高于贸易自由化时期。资源财富对于减贫的作用与贸易自由化的作用相似。这些经济发展机会对于减贫的作用是有限的。一直以来关于国家的资源和收入增长对于减贫不起作用的原因在一些贫困率较高的国家都各不相同。在微观层面,教育和人口是影响一个国家家庭贫困水平的两个主要指标。文献综述表明,以就业和收入来衡量贫困在地区(如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异是没有明显区别的。在这种背景下,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地区(如二线城市)在减贫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关于贫困的研究中,贫困衡量标准的不同导致了相矛盾的结论。从客观性到资料搜集,关于贫困标准的衡量方法有很多流派。关于家庭贫困的衡量是一个没有确定结果的领域。一个家庭中不同成员的生活水平存在差异的可能性,这对家庭贫困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通过研究和比较城乡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特征,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显著不同的。城市贫困家庭面临较高的食品和非食品生活成本,城市家庭的教育花费要明显高于农村家庭。这一发现刻画了达尔富尔北部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教育方面的不一致性。但是为了保持对研究目标的瞄准,这一研究解释了城市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所占比例更高。从这一发现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为农村家庭孩子提供教育的紧迫性,农村家庭孩子数量明显多于城市。在达尔富尔北部,只有在强调为农村孩子提供教育的时候,才会送孩子去上学。第二个结论是如果给予他们援助,满足其教育支出,城市贫困家庭可以从贫困线以下被解救。研究同样发现,城市家庭在租金和燃料方面的支出要高于农村家庭。然而,任何消除城市贫困的战略都应当考虑土地成本、高租金、水电费和其他燃料成本的上升。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收入更少,家庭被养人数高于挣钱者人数。关于第一个研究问题的回答,可以说城市贫困家庭与农村贫困家庭是不同的。农村家庭面临用更少的收入养活更大的家庭,生活水平也较低。城市家庭面临居住在城市中心需要支付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和教育交通等支出。然而,城市和农村贫困家庭状况的不同表明,城市贫困家庭的情况并不能说比农村贫困家庭好。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持续增长的投资是减贫的一个趋势和方向。根据文献综述,人类学研究和基于调研的经济学研究有一个持续争论点,前者认为“人多财富多”,而后者认为大家庭更贫困。关于第二个研究问题的回答,可以说考虑到农村家庭的低收入和城市家庭的高支出,城市贫困家庭的情况要比农村家庭更严重。生活在这样一个污染的环境中,他们还要在健康和医疗方面花费很多。在座谈中,官员们也证实了城市家庭要比农村家庭生活更艰难。在城市地区,贫困家庭不太可能通过交换和借贷来满足需要。此外,城市家庭中的户主往往是女性,而农村地区是男性。文献表明,女性往往比男性的工资要少。另外,城市家庭的脆弱性可能比农村家庭要高。第三个研究问题关注如何界定农村和城市家庭贫困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通过回归模型得出的。在社会指标中,家庭规模并不是贫困的显著因素。贫困的社会指标中显著的是家庭户主的性别、户主年龄和教育水平。影响家庭贫困的经济指标是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从NGO和政府官员的访谈中得出的结论回答了本研究的第四个问题。尽管城市和农村贫困家庭的状况不同,城市贫困家庭的状况并不好于农村贫困家庭。针对城市和农村减贫项目是不同的,但是适用同一个政策。城市地区的减贫政策与农村地区的同等重要。这个研究为苏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希望可以对他们制定减贫政策提供帮助。1一个人的出身对于界定其经济状况很重要,因为个体在受限制和所得机会上是不同的,不同地区之间也不相同。但是在苏丹,这种情况可能与传统城乡比较不一样。除了经济指标之外的因素,如自我为中心、偏见和贪婪也是导致一个地区长久贫困的原因。2.像其他地方一样,苏丹的战争是对整个国家基础设施和福利的毁灭性打击。自独立以来,内战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爆发,这成为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对这个国家的减贫造成明显影响。战争导致了大量国内难民和国外流民的出现,他们流离失所,勉强维持生存。3.达尔富尔北部的城市地区减贫项目应当致力于培训人们提高工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这些项目还应致力于帮助家庭想方设法减轻家庭负担,因为不断增加的支出是城市贫困家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达尔富尔北部的减贫政策应当致力于培训个人获得更高级的农业生产技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劳动技能,减少他们在找工作方面的机会不平等。4.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产生了第三个区域,那些从农村进城而又远离城市中心的人群居住的地方。这些区域的家庭在本研究中被看做是城市家庭,他们的家计情况非常糟糕。北达尔富尔州的减贫政策应该将这些地区考虑在内,并给予优先考虑。5.苏丹大部分地区呈现为可悲的赤贫特征。苏丹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状态中,而只有极少部分人生活富裕。这些扭曲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反映资源禀赋的地理分布。债务问题以及援助关系的恶化对苏丹的贫困状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