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政策,与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相比,有了极大变化,其中也包括渔业。新中国政府在渔业技术推广、渔民教育、渔政和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然而,新时代渔业的发展受制于国内政治、农业经济环境,经历了许多波折,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各地方政府对渔业变革的底层实践却是有得有失。在渔业发展进程中,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的影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互助组、初高级合作社向人民公社的转变。在渔业组织形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湖北渔业作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淡水渔业,历经诸多困难,从“三渔”(渔业、渔民、渔村)的角度来看,建国初期,“三渔”协调发展,相比新中国成立前,渔民的集体行动使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违背了自愿原则,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评工分”的影响,导致湖北渔业生产效率极低。除此之外,渔船渔具所有量减少、湖泊围垦、渔业水域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引发了在渔业、农田种植业、工业三方面的利益、资源的冲突。另一方面,渔业养殖明显优于“靠天吃饭”的渔业捕捞,而建国后的十几年里,湖北渔业养殖却一直得不到发展,这其中也包含有制度、技术的原因。本文根据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系统的梳理了建国以来,湖北的渔业生产结构、政策、环境资源对渔业生产的影响,从捕捞、养殖、渔政三个角度研究1949—1978年湖北渔业发展徘徊停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