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和《旧唐书》是在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之下构建的史书体系。任何一部著作都是一个自我完整,并不断向外扩展的系统。相对来说《新唐书》的自身系统较为完善,因此空间也就因自身理念的严密,而获得了较为广阔的发展。《旧唐书》的自身结构较为松散,希望以充分的内容来表现历史的真实存在。这也就使《旧唐书》具有较为广阔的扩展前景。本文选取两《唐书》的诗人传记,作为一个透视其内部系统的途径。并更多地引入文学理念,将其作为理解其自身系统和思想理念的一种尝试性方法。首先本文将用一个章节对于两唐书诗人传记的差异,进行较为细致的比较。这种比较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的,也正因为这样本文力求的不是完全回归历史的真实的探讨。而是完全从两《唐书》的自身记述出发,比较其表述上的差异,从而在细微的差异中感受到其自身系统对于文本表现的影响。其次,本文将对两《唐书》的差异进行多角度的比较,从细节的文本对照,到更多地将其作为文学作品来考察。将诗人传记中对于诗人的记述,作为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比较。同时还尝试对于两《唐书》的文本表述风格进行分析,希望可以更全面地透视文本写作过程和表述思想情感上的差异。最后本文对于差异产生的原因从整体上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差异的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虽然社会因素仍然在许多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但编撰者个人的追求,价值取向却影响着对于被记述者的具体表述。虽然这样的差异较为细微,但由于其官方正统史书的特殊地位,当其表述的形象被作为历史的真实时,无疑对于后世对诗人形象的理解就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诗人的形象,在《新唐书》中确定了其后代对其理解和阐释的基本取向。总之,《新唐书》和《旧唐书》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经历着一个由封建割据社会到专制集权社会的转变。而诗人作为一个地位并不是十分明确的群体,同样经历着一个附着于正统文人阶层之中,到正式成为他们核心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转变过程。《新唐书》和《旧唐书》的差异正在一定程度上透露着这一变化。《新唐书》中的诗人已不再是被特别关注的一个常常有悖于正统道德的群体。不再因受困于社会道德的约束,而失去了形象的正面记述。这个群体在《新唐书》中和掌握着正统文化话语权的文人一样,正为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但是也正是这中政治上的主体地位,使诗人形象的记述,往往服从于政治需要的,而将《旧唐书》中某些比较完整的诗人形象割裂,成为单一的具有典型色彩的政治人物。由此而言,《新唐书》和《旧唐书》对于诗人的记述各有优点和缺点。如果《新唐书》不是对于《旧唐书》的全面修订,而只是做一个资料的补充,人物形象记述上的简单修饰,也许更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