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莫言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狂放不羁的语言及灵活多变的叙事技巧而形成的小说文体，以一种不竭的创造力和先锋姿态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异类。而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与重述历史的背景下，莫言更是以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意识激活照亮了处于酣睡状态的民间立场与个人经验，并不断地回返传统，从而形成了以野史叙事的方式反思、批判、重构历史的风格。成长于农村的莫言，耳濡目染地受到民间风俗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在当地齐文化中民间巫术神秘文化影响下，盛行的神话传说与野史传说故事，让莫言在享尽“耳朵的盛宴”之后，形成了“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奇”的历史观，而这种以民间立场为基础的“历史传奇”在遇到西方理论、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及新历史主义思潮之后，两者共同作用构成莫言野史叙事的根源。相对于正史在历史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野史是民间化和凡俗化的，相对于正史在表达方式上的严肃和呆板，野史更具感性化和具象化。野史关注的往往不是历史事件起因、过程及结果，而是这历史中生存的人与发生的故事。莫言野史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史据框架下的传奇故事文本。作为显在层面的传奇故事除了给读者带来野史般的阅读趣味外，还给莫言提供了更大的想象与意义空间。而作为故事中主角的人，无论是土匪草莽式的另类英雄，还是勤恳坚韧又风流多情的女子，亦或是怪诞化的畸形非正常人，显然他们都是被排斥在正史之外的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形成野史叙事的意义。多维性的时间观、“说书人”传统的恢复及“志异”的手法构成莫言野史叙事的三大策略。不同于正史的一维性时间观，野史多维性的时间观使得历史的多种话语体系得以显现；而“说书人”传统的应用，借助复调理论，让各种声音保持独立，又统一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但营造了一种野史的戏剧化氛围，而且表达了一种对民间精神与价值的认同；蒲松龄影响下的“志异”手法，在制造文本奇观、暗示心理活动的同时，还为莫言拓宽了进入历史的途径，也使历史获得了“陌生化”的表达，而这种“陌生化”常常充当莫言的保护膜，让他在表达了自己历史观点的同时，又悄悄地逃过了正史的敏感之处。从莫言的创作的历程来看，这种野史叙事的风格正在褪色，这一方面是因为一直以来知识分子主体性的缺失，所谓坚守的民间立场只能达到一种审美的效果，而无法形成超越性的的力量，以及“野史”的“他者”身份的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是莫言自身的历史内涵、先锋意识及乡村经验有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