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感士不遇题材是众多历久不衰的文学题材中极为典型的一种。文学作品中之“士不遇”主题滥觞于汉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在积极的入世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政治挫折，于是分别作赋铭志，其中贾谊的《吊屈原赋》、《(鵬)鸟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形成了“士不遇”文学的雏形，在这三者影响下，以后“士不遇”者中许多人都作文铭志，确立“士不遇”文学主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的“士不遇”赋和“士不遇”人生经历，既意味着一种人格的蹂躏和自由的扼杀，又标志着一种最沉重的忧患和最高层次的生命体验。它高度囊括了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的本质特征，又深刻揭示了西汉士人基于人生忧患的各种心理流程；在这些心理流程中，既集中体现了儒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也明确展露了“士不遇”者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大真实和大虚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士人在沉重苦难中的生命运行轨迹。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是西汉的杰出人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治国平天下是他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专制制度的淫威下，他们对由大一统的专制政治而来的压力感特别强烈。作为士者，一方面具有特别敏感的知觉，一方面要忍受来自各方面的刺激。现实的不可容忍使他们无法平抑心头的幽怨与愤懑；作为天子之臣，他们既要适应角色赋予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又要承受自身角色期望的心理负荷，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又使他们总是处于心理失衡状态。于是他们作赋铭志，寻找精神寄托。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的“士不遇”赋是这三者真正的生命体验。沉重的人生苦难强烈刺激了他们往昔平和的心境，不仅使他们在人生的转折的关口，在生命沉沦的途程中，以全副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益发深切地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接触到了人类命运与生存意义等文学艺术所探讨的最本质问题，而且郁积了他们内心化解不开的苦闷情怀，构成了他们必欲借文学形式以抒悲怨以渲泻痛苦的直接动力，并使他们的关注对象由社会转向自我，思想性格由外向变为内收。 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之“士不遇”赋展现了许多共性。三者在其“士不遇”赋中直述自我情感，保持“士不遇”的主题，在自伤之际，出入于儒、道思想，寄身道家寻找共同的精神家园，以求自我安顿。这种悲感的特质蕴涵着“悲世之怨”与“悲己之怨”，继承了儒家“诗可以怨”的诗教传统。三者“士不遇”赋与“士不遇”经历又有各自的特点。首先是类型上的特点，在贾谊身上表现为少年得志，才高量小，因小人馋毁被贬而自我忧郁型；董仲舒型的特点是参加政治触犯王权不被重用，选择闭门修业，守志不渝的自我抑制型；司马迁是直言进谏，因触怒龙颜而被处极刑后而自我发愤型。其次由于三者的人生际遇与“士不遇”遭遇不同，因而“士不遇”赋抒发“士不遇”情感基调也呈现差异。不同的追求，使三人在执著与超越之间呈现复杂形态，同时三人的“士不遇”赋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赋体以及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