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五个部分：诉讼时效及其价值引论、传统诉讼时效价值理论评析、诉讼时效价值解析、诉讼时效价值实现、诉讼时效价值反制。 第一部分诉讼时效及其价值引论。通过对价值、法律价值、时效、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价值概念的递进讨论，进一步明晰诉讼时效价值的内涵、外延、功能及其表现方式，为后文的讨论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传统诉讼时效价值理论评析。通过对诉讼时效制度起源的探寻，诉讼时效价值学说的归类及评析，可以发现以往诉讼时效价值解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漏洞。诉讼时效起源于罗马法，而且被认为与裁判官法有关。在罗马法时代，由于程序法与实体法并未完全分离，诉讼时效制度属程序法的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诉讼时效价值解析。以往关于诉讼时效存在理由的讨论多限于就事论事，由此而造成对诉讼时效正当性的解释存在诸多漏洞，难以让人信服，使人不得不重新反思诉讼时效的正当性理由。法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唯有将其放入其赖以生存的宏大社会背景中，才能准确理解法律的精神意旨。从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个人本位”思潮的回落，“社会本位”思潮的崛起，社会利益在法律中获得了正当性评价，权利逐步“从绝对走向相对”，民法经历社会化历程，绝对所有权、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民法的三大基石)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或发生改变。 第四部分诉讼时效价值实现。任何法律价值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体现的是法律的效率价值，它是通过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客体、诉讼时效效力几种具体的诉讼时效制度来实现的。诉讼时效制度是规定权利行使的期限及其法律后果的制度，诉讼时效期间无疑是诉讼时效价值追求最直接的体现形式。 第五部分诉讼时效价值反制。诉讼时效是法律效率价值的体现，但效率价值也不可能通过诉讼时效制度无限制地发散。诉讼时效作为民法制度中的一员，其所追求的价值必然要与民法的其它价值相协调，尤其要照顾民法的公平价值和安全价值。诉讼时效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在实现其价值追求的同时还需要自我约束和规制，这是自身生存的一种技术要求。诉讼时效障碍是对诉讼时效在实现效率价值时的条件上的反制，在诉讼时效障碍下诉讼时效不发生作用，从而对诉讼时效进行适度纠偏，克服诉讼时效制度可能产生的极度不合理现象。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包括起诉、承认和请求，然而请求仅是东方民法制度中诉讼时效中断的特有事由，源于日本，乃西法东进过程中众多变异中的一例，与东方文化的厌讼有关。撤诉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在我国一直存有较大争议，司法实务界持肯定观点，受到学界批评颇多。诉讼时效中止、停止和不完成，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我国现行的中止事由过于概括，过于狭窄，只规定了诉讼时效完成的停止，显然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诉讼时效延长制度是前苏联和我国特有的制度，其存在造成诉讼时效制度的不确定性等弊端，应予革除。诉讼时效援用是对诉讼时效在程序上的限制，包括援用主体的限制和援用程序限制。在援用主体的模式上，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沿用罗马法上传承下来的“非经当事人提出，法官不得主动援用”的惯例，而前苏联则有法官可以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我国亦承袭了前苏联模式。然而，法官主动援用诉讼时效弊端颇多，违背了私法自治，不利于法官中立。在援用程序上，当事人在诉讼哪一阶段能提起时效抗辩，争议颇多。国外既有在诉讼任何阶段都可提出的先例(法国)，也有限于二审终结前提出的立法例(日本)。鉴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有证据失权的规定，笔者建议我国诉讼时效抗辩只能在一审终结前提出。同时，通过立法和司法建立时效援用禁止制度，将一些特殊情形的诉讼时效予以排除，比如潜在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故意造成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况，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时效利益抛弃是诉讼时效在道义上的反制，原因在于诉讼时效届满后可能发生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的法律后果，使义务人享有不道德的法律利益。义务人享有这种利益虽然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仍有可能受到舆论的压力和良心的责备。时效利益人基于各种考虑可能放弃时效利益。时效利益抛弃以放弃时效抗辩和以协议承认已过时效债务的方式来表现。时效利益一旦抛弃，己履行的财产不得请求返还，承认的债务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起算。时效利益不得事先抛弃，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规则，原因在于诉讼时效制度系强行性规定，允许事先放弃时效利益，债权人就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使债务人事先放弃时效利益，从而造成时效制度被虚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