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时代下,算法技术为互联网平台运营和提供服务带来了极大的技术便利。如今,算法技术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算法技术的日渐发展和算法技术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互联网平台在算法应用中的侵权行为已经对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产生了威胁。然而,传统的侵权法的事后救济手段已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算法侵权的复杂性。算法带来的侵害可以表现为对民事主体名誉权、隐私权、知情权和平等权等的侵害,还能客观上继续纵容网络直接侵权行为,对其形成帮助侵权,这构成了对我国法律应对算法侵权和进行侵权救济的重大挑战。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于算法侵权的调整落后于算法的发展。司法实践中,法官已经意识到,算法自身的中立性特质在消失,它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被互联网平台利用的工具,其在算法和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的判定上,不再局限于算法设计本身,而拓展至算法部署,也即网络平台使用该算法的目的动机。但是,在算法独立决策领域,由于其和人的行为之间实现分离,司法实践对此应当如何应对,尚且是一个疑问。此外,司法实践中相关代表性案例表明,算法侵权中目前主要采用的是事后救济模式,这种模式效果不确定,成本高,最重要的是法院也缺乏有力的法律规定工具,在“避风港”规则之外来认定互联网平台在算法领域的义务和责任。在算法侵权问题上现行法存在的调整难题主要体现为:互联网平台算法侵权中直接过错的难以证明,“通知—删除”规则和“知道—应知”规则适用的局限性,互联网平台算法侵权中前置义务的缺失导致事前规制的困难和互联网平台算法侵权事后救济欠缺更细致规定。文章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对目前我国算法侵权的救济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梳理,对此提出的完善建议为:首先,在算法侵权的事前调整上,建立算法开发和应用中的伦理框架,通过原则约束的方式,鼓励和要求互联网平台在算法开发和应用上更多自我约束、克制和考虑到其他相关利益;明确算法应用阶段的互联网平台的合理注意义务,即在算法应用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上,互联网平台应当主动自我审查,审查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是否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尽到审慎义务;建立算法应用中互联网平台直接过错的判定标准。其次,在算法侵权的事后救济中,对“知道—应知”规则拓展解释,“应知”的扩大解释应当表现为,如果互联网平台对算法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发现算法应用上产生了纵容其他直接侵权者的侵权行为,在其有能力通过信息管理进行调整和避免的情况下,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即可以视为互联网平台在算法帮助侵权问题上存在应知却不为的主观过错;明确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标准,增加“惩罚性赔偿”,这一部分赔偿是为了惩罚互联网平台怠于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纵容直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继续,对此的惩罚数额的确定可以以相关期间互联网平台获益的一定百分比为基数,在其上具体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