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环境保护法》颁布施行的法律环境下,中国看似迎来了环境立法的璀璨春天,我国的环境执法也似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重视环境立法、轻视环境执法、忽视环境执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执行中依旧广泛存在。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冲突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环境保护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而充分提高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程度,则是满足经济体制实现绿色转型升级与能长久生产运营的关键手段?当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办好的事情,就是制定科学的环境规制水平,以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增长?合理的环境规制并不仅仅局限于环境立法,实则是分为三个环节即环境立法,环境执法以及环境执法监督,立法、执法以及执法监督构成环境规制对当前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的整个纵向作用途径,即先立法再执法,监督贯穿整个环境规制过程。理论上讲,严格的环境立法会促使严厉的环境执法,而严格的环境执法监督也会促使严厉的环境执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立法的有效性不一定代表执法的有效性,反之亦然;以及环境规制政策绿色经济效应的实现有赖于环境执法的严格,而环境执法的严格执行,则有赖于环境执法监督的严密设计。因此,在衡量环境规制的影响作用时,不仅要考虑到政策设计是否有效也要考虑到政策执行与监督是否有效,要结合两者的关系进行综合评估,进而才能更为精确地评价环境规制的相关政策成效。综上,虽然环境立法、执法以及执法监督各自都会对环境规制效果产生影响,但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最终是取决于环境立法、环境执法以及环境执法监督的综合效果。环境规制有效监管的构成,即环境立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环境执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环境执法监督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环境立法、环境执法以及环境执法监督的联合效果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9-2018年34个工业行业以及30个省份两个层面的数据资料,并应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结合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的方法,测算出行业以及省份两个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了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结合一般回归计量模型,从环境立法、环境执法以及环境执法监督三个方面研究环境规制整体作用流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效果。研究发现:首先,考虑环境立法、执法以及执法监督的单一影响,结果是: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显著地阻碍了重污染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影响在划分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进行分样本检验时仍然存在,环境立法仍旧是显著抑制了重污染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相对于非重污染行业其抑制程度更高。以及在省份层面,单纯的环境立法对各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依旧保持负向作用,而单纯的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强是对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单一正向影响,单纯的环境执法监督行为即环保约谈这一执法监督举措,并未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反而表现为弱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其次,考虑环境立法、执法以及执法监督的两两交互效应,结果是: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两者交互仍然是显著阻碍了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而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监督两者交互则是共同激励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环境执法与环境执法监督两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交互作用却是呈现不显著的正向作用;最后,考虑环境立法、执法以及执法监督三者的综合效果,结果是:当前的环境立法、执法以及执法监督三者联合作用确实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全面整理研究对象的相关基础理论,以及对经验研究证据进行了严密分析,再联合实际,本文有针对性地给出了以下几点有关政策方面的思考和建议:一是环境立法、环境执法与环境执法监督是三个构成环境规制整体,能够切实发挥核心作用的纵向环节,缺一不可;二是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产业产品特色和产业发展特点,因地制宜设定科学适当的环境规制力度;三是加大环保部门在处罚污染企业时的权力限制,使环境保护治理形成常态化机制,杜绝“运动式”执法;四是在环境保护垂直管理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下,努力推动环保约谈和中央环保督查两者相互融合,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