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是十七年电影中的身体话语这一建构自我的生成机制。新中国的合法性论证的过程即是建国以来新的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的工程。在这个认同工程中，国家通过对身体的诸多维度的管理，将生物性的身体规训为国家所询唤的合格的意识形态化的主体。在这个认同工程中，作为备受重视的最有效、最直观的现代视觉化技术媒介，电影有着其他文化手段所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　　 在“重写电影史”的潮流中，许多十七年电影被进行了异常精彩的研究，但是仍旧有大量的电影文本被遗漏在细读的视野之外。而本文通过对十七年大量电影的考察，发现这一时期的电影所表征出的纷繁复杂的身体叙事正是我们解答国家认同工程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对十七年诸多电影文本的细读上，在身体生产与国家认同这个维度中，去试图打捞、审视并重读这些被遗漏在重读视野之外的，只能够在电影史的叙述中被偶尔提及和简要概述的影片，从而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既有的对十七年电影的研究。　　 本文主要从身体的六个生产维度展开论述。一方面是卫生视域中的身体。作为现代身体卫生治理工程的一部分，在相关电影中对防治流行性疾病的知识传播与形象宣示，和在少数民族电影中的疾病叙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协助生产了有关身体卫生学的知识，并且使主体自为地规训自己的身体，使之成为国家所需要的“卫生”的身体。另一方面，运动视域中的身体，则是在健康、国防、生产这三个维度上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和宏大的叙事。国家权力通过体育运动对身体的管理，有效地构建了掌管身体的主体。这两种视域下的身体，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顺利地再生产出新的身体，即生产的身体，从而保证新中国能更快地完成国家工业基础建设的艰巨的生产积累的过程。　　 十七年电影是建构我们的时间“常识”和时间意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化的历史时间观将身体嵌入新/旧社会这一二元对立的等级序列中，电影中国庆节作为一个神圣化的时间，凝聚着人民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而新闻性片段作为十七年电影中的插入式装置，以其时间性和事件性搭起了把大历史和小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浮桥，从而使处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具有了大历史的背景性视域。　　 而在这种时间观念中回溯性地建构的革命历史中的身体，不仅对前现代复仇母题进行现代性改写，使生物性复仇到制度性复仇，身体成为被升华的复仇主体，而且通过诉苦机制和公审仪式再造了“农民”和“地主”，使“农民”成长为阶级的主体，完成了建构阶级共同体的过程，即成为国家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的过程。同时，十七年电影在完成对新中国的起源叙事和合法化叙事的同时，也建构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军队的神圣叙事。　　 作为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新中国的服装系统也成为超级身体的符号，不仅象征了行为范畴的存在，同时也在参与着行为范畴的规划和生活习性的养成，是对身体的政治道德审美意义的成功编码。通过服装这一既是作为私人形式同时又是作为公共政治领域的公共切口，可以问询政治权力关系的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