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的湖北地政工作,基本未有减租方面的实践。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中并未明确提出对“二五减租”的要求。但战时湖北后方国统区鄂西、鄂北农民生活的惨状,促使湖北主政者严立三推行“四六减租”,结果因为准备不足,地方阻力太大而失败。1940年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后,开始践行他在农地问题方面的一贯设想,他和他的从僚团队制定了较为严密的减租办法和减租流程,和较为合理的减租计划,他们选拔和培训了一批减租人员,在1941年到1944年间逐年逐地区推行“二五减租”,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湖北“二五减租”中减租人员、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是非常复杂的。推行减租的人员,分为政府选派的减租督导员和学生,以及乡镇长、联保主任、保甲长等农村基层人员,他们在减租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敷衍、偷懒现象。鄂西、鄂北的工商业地主、不在地主、大地主、农村中小地主,基于各自的立场和身份,也有着不同的反应。减租运动中鄂西、鄂北农民,有未能理解减租意义的,即使理解减租对自己的益处,因害怕而与地主妥协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湖北“二五减租”得到了当时舆论的一致赞扬。但鄂西、鄂北农民负担是否真的因为减租而大大减轻,需要打一个问号。陈诚离任湖北省主席后,湖北“二五减租”便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