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受中心论是传播学研究传播关系的一个传统视角。这一视角离开了各种复杂的传播理论流派和哲学社会文化思潮背景，把传受关系看作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传播关系研究的复杂性。要想纠正这种偏颇，必须从哲学这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传播关系。 哲学是人类文化的尖端，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高概括与总结。对于任何一门独立的理论学说来讲，其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的最高境界，就是走向哲学化。传播学亦不例外。传播学自产生以来，便一直忽视了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与哲学之间那种固有的联系。经验学派所采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抛弃了人文哲学那种带有终极意义的思辨研究模式，用科学精神代替了终极意义的价值关注，实质上也就偏离了人文哲学的价值关怀。而欧洲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与美国经验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从本质上说来，批判学派理论首先是一种人学；它采用了具有浓厚人文哲学倾向的学术方法，主张价值介入，开启了传播关系研究的另外一种方式，其人本主义的传统使之迥异于自然科学的思考。 于是，能否在人文哲学的基本规范下结合经验主义范式，实现传播学学科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成为传播学研究必须在方法论上所应该积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本课题力图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方法的指导下，用价值性来纠正经验学派唯科学主义倾向，使传播学之科学性与价值性这两种学科特性能够得到较好的融合，吸收与借鉴批判学派的成果来研究传播关系的本质。 具体地说，本课题是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以西方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传统作为一个反思基点；以批判学派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作为现代性反思的主要理论依据；以启蒙理性嬗变与传播学的内在联系作为反思的基本脉络；把西方传播理论的发展纳入整个研究框架中，通过对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传播关系研究取向差异的比较，揭示传播关系的本质；用人学的研究方法来丰富和深化传播学对传播关系的认识，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整体背景下展现传播关系的发展态势。 本课题旨在从哲学的层面对传播关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予以全新的阐释。全文分为八章，各章要点如下： 第一章，传播学既有社科性质，也有人文性质。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可以作为对传播学进行现代性反思的两个理性维度。传播学的理想形态应该是高度科学性与正确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人学视角的介入是保持传播学的价值特性的一个根本途径。 第二章，与主体意识的蒙昧状态相适应，在古代社会，传播关系处于主客混 沌状态。柏拉图被视为集权主义报业理论的鼻祖。集权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们围绕着一系列基本的人学前提展开。 第三章，现代传播关系表现为主客对立状态，传播主体意识初步形成；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哲学风尚的紧密联系；自由主义理论人学前提的现代转化有着进步意义；传媒发展在“经济人”和“道德人”人学假设基础上不断展开自己的理论体系。 第四章，经验学派的研究实质上遵循着启蒙现代性的工具理性与计算原则，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量化的研究方法；二为实用主义社会观。启蒙运动的理性理想被解释为工具理性的规则，意见自由市场的思想和讨论也就必须让位于公众舆论的管理和调和。 第五章，经验学派内部传播关系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但其研究视野的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有根本性突破。 第六章，法兰克福学派在思考现代传播关系的问题上提供给我们一种哲学的深度；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几乎都把传播关系的异化归因于人的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在批判中陷入理论困境。 第七章，哈贝马斯在后期实现了从公共性向主体间性的理论转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作为当代传播关系建构的一个理论依据，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价值理性维度。 第八章，对自由的追寻与媒介环境对人的异化，成为贯穿于媒介演进历程中的一个主要矛盾。网络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理想言谈情境”，但它的演化要依存于社会脉络，其发展受到社会制约。 综上所述，本课题主旨在于：将人学观念引入传播关系研究中，以更为宏阔的哲学视角来弥补传统的微观研究之局限性；理论反思之目的在于更好地指导媒介数字化的现实，为确立数字时代的传播学新型研究范式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