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产生是现代社会法律变迁中最显著的变革,但基于其自身的复杂性,许多基本问题尚未回答完毕。已有成果往往将经济法考虑为一个相当紧密的静态系统,运用演绎逻辑加以分析,成就与破绽共现。作为因应社会变迁的制度性成果,经济法适宜通过历史研究和现象分析解读其产生线索和逻辑动因,而美国经济法是上述方法运用的理想研究样本。美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大体经历了市场培育——市场放任——市场调节的演变过程。这种历史轨迹的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及其间的主要矛盾相一致。早期美国贯彻“重商主义”理念,采取各种措施培育国内市场。二十世纪三十年起美国经济政策逐渐向“自由放任”转变。内战结束后,全国统一大市场逐步形成,美国经济飞速增长。同时,垄断、贫富分化等经济社会问题随之显露恶化。应对日益激化的矛盾,联邦政府对铁路、垄断、银行等领域进行了立法管制但成效有限。一战期间建立起经济统制,但战后迅速“恢复常态”,致使联合兼并再起,贫富差距剧增。种种矛盾最终以大萧条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胡佛政府固守自由放任理念,致使经济危机日益深重,自由放任彻底破产。为救济民众、复兴经济、改革制度,罗斯福执政后对金融、农业、工商业、救济与公共工程,以及财政税收等各领域全面进行调节,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使美国经济制度发生了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变革。新政为复兴经济、特别是改革原有分配体制,缩小贫富差距发挥了巨大作用。新政在不触动私有制基本经济体制和民主制政治体制前提下缓和进而使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对照过去、分析实效和展望后续影响的历时考察,发现新政时期的国家调节与前新政时代存在质的区别：国家调节呈现出必然性和必要性；国家调节的广度和深度空前；调节态度转为主动；调节方式走向多元。与此同时,新政时期的七百多部经济法律也较传统法表现出形式、内容以及实施机制等方面的特异性。这些表明,国家调节机制和一个新法域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全面确立。这一新兴法域的核心特征符合大陆法对经济法的指称。新政国家调节与经济法在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中明确了宪法依据,并对美国宪政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后,美国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干预与经济法的立法实施走向全面化和经常化,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及其社会性的本性的释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借助于现象学分析和实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发现经济法的本质在于为特定目的之达成而保障和规范国家的经济调节；目的回应性是经济法的重要特性；再分配功能是经济法基本功能。生产社会化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危机则是经济法生成的动力或说契机。“国家调节说”作为国内经济法学主流学说,对经济法的本质给与了直观的界定,建构了科学的研究路径,并对经济法系统的内部构成进行了周延划分。其中,研究路径的科学性是“国家调节说”最重要的理论价值所在,也是迄今仍被忽视之处。但“国家调节说”在理论构建上虽以目的回应性一以贯之,却没有对其本身展开详细讨论,在内部描述上也没有彻底摆脱“调整对象论”的阴影。此外,“国家调节说”也有进一步丰富的空间。如在市场、调节机制与法的同步演变过程中,后两者具有相对滞后性；市场缺陷的暴露有先后顺序；市场唯利性有更丰富的表现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