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城市发展资源在城际间流动迅速，以资源禀赋为核心竞争力的城市正逐渐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因此，大多数城市开始寻求营销型策略来实现城市的“再发展”。城市重大事件因其在城市经济转型、社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升级、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显著加速助推效应，成为新时代各大城市发展青睐的有效战略工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市场化相融合，城市间竞争更加激烈，迫切需要实现城市发展转型。因此，对重大事件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重大事件对城市发展的助推效应大多与城市土地利用息息相关，随着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政策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如何以重大事件为契机，利用其综合影响力，实现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优化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研究焦点。　　在对城市重大事件的研究中，从微观层面，特别是城市内部辖区尺度上，探讨城市重大事件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仍然非常缺乏。因此，将重大事件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探究重大事件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发生机理，建立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机制研究的新视角，从而为城市经济转型、功能升级和结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技术支撑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首先分析了研究背景和意义，明确重大事件在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转型中的重要推动效应，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的具体架构。根据背景和意义分析，本文确立的研究框架为:将重大事件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测度，研究重大事件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浅层”和“深层”的影响效应，并深入探讨影响发生的机理，最后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第二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的综合评述，揭示我国在重大事件对城市土地利用影响实证研究中的不足。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一直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重点，但在城市发展新阶段，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都应有所突破和创新。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围绕重大事件对城市土地利用影响的主题，构建了一个“两圈两维”的分析框架，即直接影响圈、间接影响圈;经济环境效应维度、政治社会学的机理分析维度。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世博会对城市发展中经济增长、政府管理、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四个方面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并明确这些影响最直接的改变大部分都源自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其次，分析了开埠、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特别市设立、浦东开发等历史重大事件在上海市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推动效应。最后，分析了本研究的典型案例——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概况及对城市的综合影响，包括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形态拓展，以及城市的经济规模扩张与人口分布变化等。　　第四章，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定量分析了世博会的直接影响圈（世博园区）内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及空间布局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工业、仓储、居住用地的置换迅速，尤其是大量工业、仓储用地转向城市绿地、商业、商务和文化用地等;土地利用的空间异质性增大，均衡度有所提高，用地形状更加规则，集聚度明显增大。　　第五章，以重点用地类型——工业用地为对象，采用景观指数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世博园区的间接影响圈（中心城区）内工业用地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心区工业用地演变具有缓慢增长到某一点后又不断减少（先增后减）、向外迁移、多核心集聚的特征;工业用地变化的驱动机制为，在世博背景下包括级差地租、交通运输、集聚效益和政策规划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第六章，在城市扩张及市域土地利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变异系数、锡尔系数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法，从区县尺度来分析世博会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经济与环境效应。结果表明:在世博期间，园区选址与建设，基础设施、人口与产业郊区化、产业升级以及环境保护的加强影响了上海市域的城市空间结构;各区县人均经济差异与地均经济差异明显扩大，且伴随各区县用地结构调整的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与环境耦合规律。　　第七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探讨了世博会影响上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机理。研究表明:政权力、资本力和社会共治力构成了城市演化的主要力量，重大事件影响土地利用的结果是三方合力共同形成的。上海世博会影响土地利用的利益冲突和博弈直接体现在政治号召“举国体制”下的各方配合和世博园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在举国体制确保“后墙不倒”的前提下，城市政府协调、规划让步、社区单位与居民理性配合等实现了各方利益的非零和博弈。　　第八章，提出重大事件对城市土地利用管理的政策启示。研究表明，城市在选择重大事件作为战略措施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应该采取相应的土地利用策略与之对应。事前要进行科学评估、明确目标、合理定位，尤其是要将重大事件的定位与城市发展相契合;事中主要落实执行因重大事件而产生的规划调整，改变“大拆大建”思路而发展“2.5产业”，推动城市中心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结构调整;在事后，要突破经济窘境，寻求文化、生态功能转型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