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古罗马时期,继承发扬于近现代欧洲各国的居住权制度,在物尽其用和弱者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值我国《民法典》编纂之际,立法机关回应时代之需,引入了居住权制度,结束了我国民法上只有地役权而没有人役权的历史。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项用益物权,其将房屋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以满足特定群体的栖身需要,能够解决当前社会现实情况下部分弱势群体居无定所的困境,同时还能够更好的提高房屋的流转与利用,以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考察立法机关的理由可以知悉,我国的居住权制度的目标是以权利人的意思自治为根基,以居住权制度为平台最大限度发挥家庭供养功能和住房的使用价值,让特定群体的居住权益得到行之有效的保障,助力“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实现。一项完备的法律制度自设立时起就应当围绕立法宗旨安排法律条文,然而在对《民法典》中居住权设立的相关条文进行分析后,可以清晰的窥见现行的居住权设立制度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法定居住权设立方式的缺席,使得在当事人无法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强行为弱势方设立居住权的做法欠缺法律依据,导致该制度保护弱势群体的作用大打折扣;其次,现有法律条文未能考虑遗嘱自身的特殊性,模糊的规定使得遗嘱设立方式与现有规定相矛盾,且尚未明晰以遗嘱的形式设立居住权时应否需要登记,不仅学界争议不断,也使登记机构在开展工作时无所适从;再则,作为居住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住宅的含义在法律上并未进行界定,容易引发居住权能否成立的争议;此外,在居住权设立合同中,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相关规范明显不足,虽是从尊重合同自由的原则出发但却不利于争议的解决,尤其是该合同行为能够设定一种对于双方当事人都影响较大的权利;最后,居住权登记条款的欠缺,导致实体上的权利无法落到实处。通过考察国外相对成熟的居住权设立制度,在参考相关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国情以及与之类似的司法实践经验,我国居住权设立法律制度完善的路径主要有:完善保障性居住权制度,确定家庭生活关系中弱势一方取得法定居住权的设置条件,做好意定居住权和法定居住权的衔接工作;明晰遗嘱设立居住权的规则,释明五种形式的遗嘱可以设立居住权,而口头遗嘱则不在其中,同时确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对抗主义;准确解释和把握住宅的含义与范围,让居住权的客体清晰明了,消除居住权应否成立的争议;适当扩充居住权设立合同的内容,将双方当事人固有的权利与义务以明确的形式确定下来;参照适用租赁合同的相关内容,规范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加快制定居住权登记的实施细则,在细则中确定登记机构以形式审查为主的方法,同时在有疑义时,辅之以必要的实质审查,此外还应当允许住宅的一部分能够作为居住权的客体被予以登记,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行制定登记操作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