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极为薄弱，而个人信息不受侵犯，是对基本人权保护的体现，也是对信息所带来的信息财产权，隐私权等权利保护的体现。目前，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主体，例如学校、银行、医院等大量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公共机构；另一类是公主体，主要是各级行政机关，他们为履行行政职责而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笔者认为，对于私主体，因为公民与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救济机制相对比较完善，通常都能较好地得到救济。对于公主体，其侵权行为多数是由于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由于一方面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时，往往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另一方面，现有立法对于向行政机关寻求救济有诸多的限制。因此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害其个人信息权利，显得非常无力。本文以胡亚个人信息更正权遭受公安机关侵犯，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艰难获得救济一案为切入点，通过对案例的救济途径适用及与外国法的比较，分析现有救济途径的不足，同时借鉴域外的救济途径，对我国的个人信息权利行政侵权救济制度提出完善的建议。同时在论述过程中，通过对胡亚一案的分析，加深对相关概念及法规的理解。笔者希望籍由此文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使人们认识到个人信息权利及其重要性；二是使人们认识到个人信息权利法律救济途径；三是提出完善我国个人信息权利行政侵权救济制度的建议。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个人信息更正权的法律保护。首先，分析个人信息更正权是个人信息权利的权能之一，是人格权的具体体现。其次，论证公安机关对胡亚负有更正错误身份信息的义务。最后，分析公安机关对胡亚侵权行为的认定及需要承担履行职责、行政赔偿的行政侵权责任。该部分的目的是为后文胡亚案的适用做铺垫，为个人信息权利行政侵权救济的论述提供切入点。第二部分关于个人信息权利行政侵权的法律救济现状与不足研究。首先是对胡亚救济策略的反思，其次对个人信息权利行政侵权救济立法的比较考察，再次是对行政救济途径的比较研究，最后，通过比较考察，分析我国救济立法及救济途径存在的不足。第三部分是对个人信息权利行政侵权救济机制的完善建议。在全面分析了不足和必要性后，笔者认为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以法律救济途径为手段，监督管理制度并行的三位一体的个人信息侵权救济制度。并且分别对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行政救济制度、建立监督管理制度提出建议。最后通过设计两种救济模式，展示完善救济制度后，权利获得全面救济的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