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终极控股股东,他们往往通过其两权分离度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行为。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高低决定了其在公司中的“掏空者”亦或是“守护者”的不同角色,从而对公司的债务期限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终极控股股东进行“隧道挖掘”,危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最终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害。此时,大股东将联合外部债权人的力量,与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产生抗衡,共同实现对终极控股股东的监督和抑制,从而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决策。但大股东与终极控股股东之间是否能够真正产生抗衡,还是形成“合谋”关系,将取决于终极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大股东的性质。因此,股东的性质会其影响债务期限决策行为。本文在共同治理和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基础上,引入大股东与终极控股股东的制衡力这一变量,以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及SYS-GMM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终极控股股东与大股东竞合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权分离度与债务期限存在正“U”型关系,在两权分离度不高时,终极控股股东会倾向引入短期债权人的治理力量,以此加强对管理层的共同监督。而当两权分离度较高时,终极控股股东会避免短期债权人的治理参与,可能为其实施隧道行为创造条件;大股东和终极控股股东形成的制衡力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大股东倾向于联合短期债权人监督终极控股股东,但监督力量在终极控股股东是绝对控股股东或国有类型时受到削弱;当第二大股东与终极控股股东同属于一种类型时,将形成“合谋”,对债务期限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托型第二大股东对债务期限没有显著的影响,说明信托型大股东不太愿意参与公司治理,往往扮演“旁观者”。受益型第二大股东对债务期限的影响将显著增强,说明受益型大股东主动治理,往往扮演“监督者”。研究结论厘清了大股东与终极控股股东在债务期限决策中的竞合关系,可以从前期减少终极控股股东隧道效应的实施,以此为降低代理成本及减少公司债务违约问题提供政策上的理论指导。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公司提高公众股发行,降低终极控制人的权力分离程度,革新公司的股权结构。引入多名大股东,注意区分股东类型,保证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尽量保证多名大股东是属于家族、个人类型的受益股东,而避免机构投资者、公司类型的信托股东。同时,政府适当干预,完善法律保护,建立偿还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