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澳大利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原住民政治运动不断高涨。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下,戈夫·惠特拉姆工党政府于1972年12月执政后,立即抛弃“同化”政策,在新的“自决”与“整合”政治理念指导下,对澳大利亚的联邦原住民政策进行了划时代的变革。首先,围绕原住民的土地权问题,戈夫·惠特拉姆政府成立皇家土地权调查委员会,并连续推动议会通过《1973年原住民事务(与州协商)法》、《1974年原住民土地委员会法》、《1974年原住民贷款委员会法》、《1975年原住民土地(北部区)法》以及《1975年原住民土地基金法》等系列重要立法,由此构建起维护原住民土地权和促进原住民群体经济社会发展的立法体系;其次,首次建立独立而权力集中的原住民事务部。为鼓励原住民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设立完全由原住民代表组成的国家原住民咨询委员会,同时保留前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设立的原住民事务理事会,两者共同构成国家级咨议机构体系,履行参政议政职能。为进一步贯彻“自决”政策理念,戈夫·惠特拉姆政府采纳了A.E.伍德沃德土地权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建议,在北部区及其它州建立起州、地方以及原住民部落或社区三级土地理事会,原住民群体在地方一级土地理事会中享有很高的“自决权”。同时,戈夫·惠特拉姆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原住民事务管理权限由州向联邦的转移,因此建立起联邦主导、州政府协作以及原住民部落、社区参与的原住民事务管理体系;最后,针对原住民群体整体贫困、落后、缺乏社会福利体系覆盖的现实困境,戈夫·惠特拉姆政府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引导,在联邦、州以及地方设立原住民医疗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中心等社会福利机构,在就业、医疗、文化艺术保护等领域制定和实施了大量发展计划。因此,戈夫·惠特拉姆政府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初步构建起覆盖原住民的福利体系,缩小了原住民群体与主流社会在社会福利供给程度上的差距。然而,1975年宪法危机中断了戈夫·惠特拉姆政府促进原住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政策计划的实施。尽管执政时间短暂,但戈夫·惠特拉姆政府在其全面社会改革的重要领域—原住民政策,取得了巨大突破,其基本完成构建的土地权立法体系、原住民事务管理体系以及福利供给体系对澳大利亚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为正确处理澳大利亚国家与原住民之间的民族政治关系,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