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性非营利组织(Faith-Based Orgnizations,简称FBO)作为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类型,与教会团体、世俗非营利组织分别保持了不同程度的互动和联系,这种互动在不同类别的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强度。社会服务专业化如何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制度在何种程度上为非营利组织的身份转换提供支撑,让宗教性非营利组织在介于宗教团体与世俗非营利组织的连续统中找到合适位置,既保持宗教价值服务的原动力又能够按照标准化的科层制非营利组织管理体系进行运作。宗教性社会服务专业化分为三个维度：价值理念专业化、内部管理专业化和服务方法专业化。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价值理念的专业化考察建基于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价值的历史沿革,通过考察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信仰价值与社会福利价值的共同之处,解释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专业化的影响因素和实现原则。价值专业化是组织内部的自主性渐进过程,受外界环境变迁的塑造并与组织所信守的宗教流派密切相关,对不同流派价值的坚守导致了组织对公共服务的参与程度、参与热情、在专业化中的开放程度不一。任何外界的强制力量介入与干预会遇到组织的抗拒,因此制度层面的刺激与引导需要充分考虑到宗教价值的特征,避免单向度的要求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与法定的社会服务完全整合与适应。宗教价值与社会福利价值有若干会通之处,专业化要充分考虑宗教价值与社会服务历史性的联接与紧密互动,在保持社会服务专业价值与宗教距离同时,政府、社会、服务提供者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对专业化的信念保持反思,弥补专业服务理念在注重科学、理性、知识的过程中逐渐缺失的人文关怀。中国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价值专业化需要从宗教性非营利组织内部和政府推动两个方面寻找路径和对策。组织管理专业化需要以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为模板,建立完善的理事会制度和决策机制,组织内部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和员工激励机制,从而建构有效服务的组织内部基础：高效率的员工队伍、公开透明的财务、良好的组织声誉以及与组织外部的互动能力。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科层化的管理进程与标准化程度滞后于世俗的非营利组织,其专业化需要以教会系统、制度系统和网络系统为依据,尤其是在中国环境下,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是与中国的特殊情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管理问题,同时也是世俗性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专业化的障碍因素。完善宗教性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需要从主体性实施和客体性实施两个层面入手,立足于组织结构完善、组织监督机制、组织激励机制三个方面。宗教性非营利组织要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社会公信力。有关宗教性非营利组织具体服务方法专业化,本文梳理了宗教参与社会服务的历史脉络,从论述后福利国家时期的宗教性非营利组织开始,以宗教性社会服务的优势和缺陷为入手点进行分析,通过优缺点的对比,指出了宗教性非营利组织自身在能力建设方面需要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服务技能、加强与世俗组织的合作以弥补专业技术缺失的不足。此外,还强调宗教性非营利组织在实践服务中与政府的关系,指出宗教性社会服务专业化需要政府将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纳入到制度内系统,通过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发挥政府在社会服务中的主导性作用。基于组织内部,政府需要在资金支持、技术支持、专业人员配置方面给予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专业化方面的支持；基于制度层面,还需要在政策制定、制度完善、监督管理方面发挥作用,为宗教性非营利组织提供外在的良好制度环境、给予培育和鼓励的政策、通过强制性的监管政策介入社会服务专业化进程。比起西方国家,中国的宗教性社会服务专业化有更为复杂的特征,从非营利组织的制度支撑而言,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关系正处于一个探索与完善时期,国家在制度层面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制度来为非营利组织提供生存和成长的土壤,这构成了宗教性社会服务专业化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与宗教团体的密切互动,让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组织身份变得有些“敏感”,这构成了宗教性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身份障碍。中国宗教性社会服务专业化的着眼点在于去除制度障碍和身份障碍因素,立足于本土的情况,借鉴国外和港台的宗教性社会服务专业化经验,将宗教性社会服务系统纳入社会福利服务的框架之内。中国宗教性非营利组织服务方法专业化的实现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健全政策法规、加强政策的操作化力度、增加政府的资源支持以及对体制外宗教性非营利组织加以扶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