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属于英汉比较研究领域，主要观点源于潘文国和连淑能两位学者的对英汉宏观差异的论述。为集中深入地讨论，在进行英汉语比较时，本论文选取了英汉民族思维和语言差异的两个方面进行对比讨论。 其一、是对英语的偏于抽象的思维方式和汉语的偏于形象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首先简要的涉猎了地理环境在形象思维方式和抽象思维方式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之后从哲学范畴方面对两者思维方式差异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说明英美民族偏于抽象和中国人偏于形象的思维风格差异。接着对这种差异在语言的书写，词汇，句法，篇章等层次进行分别的考察和综合的比较。在书写层面，本文比较了两者在书写符号生成原则上体现的差异。汉语以图像式的汉字直接描摹世界从而传达意义，而英语则是用字母系统来记录说话的语音从而表达意思，两种截然相反的书写符号与意义的连接方式反映了背后形象与抽象的思维取向。在词汇层面，汉语的形象语素居多，而英语抽象的语素多于形象语素。中国人为了表意的形象性，经常使用动词，是一种动词占优势的语言，而英美民族喜欢把动词或形容词名词化，从而使意义趋于抽象，是一种名词优势语言。论文又选取诗歌和广告，分别在雅和俗文体上对英汉语言的篇章进行比较。诗歌上，汉语诗歌强调意境，审美讲究情景交融，而英语诗歌仅把形象作为抒发感情表达思想的手段，必要时可以抛开形象，直抒胸臆。而在英汉语言的广告词中，前者注重理念的传达，后者重视形象的视觉效果。通过以上探讨试图从抽象和形象的宏观角度对英汉语差异有一个概略的认识。 其二、是从英汉民族对主观和客观关系不同的取向角度对英汉语言差异进行比较。同样先从原始地理环境差异入手，将思维差异，部分地归结于地理环境因素。继而考察中西哲学对主客关系不同认识：中国人人更多趋向于主客观的统一，英美民族倾向于主客观分离。表现在语言上，由于英美民族有较强的客体意识，他们在语言的表达上，经常使用非人称作主语，用抽象名词做主语，在句式上喜欢用被动语态；中国人人则相反，他们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在语言上尽量使用人做主语，句式则倾向用主动语态，乃至用主动的语态表达被动的意思。在篇章层面，由于主体意识，在第一人称做主语的情况下，中国人人往往心照不宣地省略主语，这在汉语诗歌表现尤为明显，同样的情况在英语的诗歌及其他篇章中是罕见的，中国人人的主客合一思想另外体现在对诗歌的情景交融，景我两忘的审美追求上，而英美人的诗歌则刚好相反，动辄将自己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诗歌中也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天人相分的客体意识。 由于论文同时涉及语言与思维两个层面，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孰主孰次，孰先孰后，对这些问题作理论性探讨是本文逻辑上的必然延伸。本文第三部分首先介绍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关于语言相对论的假说，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然后批判的吸收其观点，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假设。首先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动态关系是:思维先于语言产生，语言是思维的产物，又是思维进一步发展的根据。其次它们的静态关系是:语言既是思维交流的工具，又是思维理解世界的媒介。这种双重性决定了牵涉语言和思维的方方面面。一方面，因为交流的需要所以语言是保守的，反对革新的，此时是思维接受语言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思维受语言的影响(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不同的语言往往对应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又体现在语言的各个侧面，这是我们对于思维语言之间关系的一种循环互动的理解。另一方面因为语言仅仅是思维理解世界的一种符号，所以具有局限性，对思维理解世界形成一定程度的障碍，所以其本身又是需思维考察、认识和进一步改造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维会有意识的突破语言所设的天然限制，以使自己更好的理解世界，而此时语言是思维改造的对象。这就是所谓的思维决定语言。语言和思维的这种矛盾的双重关系决定了语言的产生、演化、消亡的全过程，也决定了世界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必然存在着多样化的语言，而这些语言社区之间却可以做到没有隔阂地顺利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