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拓宽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公司债市场，1994年9月14日中国发行了首只企业债“深平南”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以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为核心的两大公司债市场体系。目前公司债市场呈现出发行人行业范围不断扩大，品种不断增加，发行规模不断上升的局面。Wind数据库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6月，中国公司类信用债存量为28.27万亿元，是金融类信用债存量的3.6倍。公司债市场已经出现了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定向工具等十多个品种。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要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重点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进一步保护债券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2020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自“刚兑”打破以来，我国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险不断加剧，据Wind数据库统计，截止到2020年6月，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发行的公司债余额为24.55万亿元，在整个债券市场中规模仅次于金融债（24.62万亿元），称为排名第二的债券品类。2019年共有183只公司债信用违约，累计信用违约金额高达1026.43亿元，较2018年的843.22亿元，增长了21.73%，增长速度较2018年虽有所减缓，但违约金额依旧居高不下。债券违约的“常态化”严重威胁这金融市场的安全，因此，本文基于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险，研究风险在金融市场中的传导效应与路径。
　　基于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二章，从研究背景及意义出发，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学习相关理论基础确定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三章从公司债定义、类型和特征等方面介绍公司债市场，并深入探讨公司债市场违约现状及动态演变趋势；第四章围绕横向传导，从总体性、异质性、结构性、区域性、中介效应五个角度分析公司债市场发生信用违约事件后，风险向公司债市场内部的传导机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围绕纵向传导，分析了我国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险对债券市场内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券的传导过程，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五章通过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VECM模型检验第四章相关假设；第六章结合研究结论，对相关方提出建议。
　　本文基于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在横向传导方面。总体上看，公司债市场爆发的信用违约事件能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类型、不同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发行时的风险溢价。这表明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事件可以通过风险传染的方式对公司债一级市场产生结构分化的定价效应。违约事件特征和公司债特征的差异均会对公司债一级市场发行定价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从异质性上看，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险传染对高信用等级产业债市场和城投债市场存在“避风港效应”；对低信用等级产业债市场存在“出局效应”。从结构性上看，违约强度对除AAA、AA产业债之外的公司市场发行定价体系的改变最为显著；而违约广度对AAA产业债市场的发行定价体系的改变最为显著；违约深度对AA产业债市场的发行定价体系的改变最为显著。从区域性上看，信用风险传染的定价效应存在区域间差异。相比西部与中部地区而言，信用违约事件对东部地区公司债一级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烈。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确定了“区域银行投债机制”和“政府兜底机制”的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险传导过程中的两条重要途径。“区域银行投债机制”主要作用于产业债；而“政府兜底机制”主要作用于城投债。两条中介渠道减缓“出局效应”带来的危害都是以削弱“避风港效应”为代价。
　　在纵向传导方面。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债和金融债的风险主要依赖于同类债券和公司债，而国债的风险主要依赖于同类债券。具体来看，第一，对金融债而言，当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险增强时，特别是AA级公司债市场的信用违约风险增强时，金融债所面临的违约风险也会增强。即，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险加强，公司债市场信用利差的扩大，金融债的信用利差也会随之扩大。第二，对地方政府债而言，地方政府债的风险除自身外，主要依赖与中级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当中级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市场发生信用违约事件，导致其信用利差扩大时，地方政府债市场的信用利差也会随着扩大。第三，对国债而言，国债的风险主要依赖于国债自身的信用，由于国债的发行是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素有“金边债券”的美誉，本身就是最具安全性的投资工具，这也验证证实了违约风险在对国债的传导过程中确实存在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