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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各国央行已经累计降息近670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达到危机前的5倍，欧元区陆续采用负利率工具。无论是从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种类还是从货币投放的数量规模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后的宽松浪潮都是前所未有的。从目前来看，虽然宽松货币政策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其边际效力似已落入递减区间。新一轮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和银行信贷扩张也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不断积聚。本文试图从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和风险转移的视角出发，探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系统性风险承担渠道存在性问题，并通过实证研究来比较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异质性特征以及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 本文基于Banulescu(2015)的综合期望损失法(ComponentExpected Shortfall)，综合考虑“太大而不能倒”和“太关联而不能倒”这两类重要的系统性风险影响渠道，量化了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排名以及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动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溢出效应、2013年银行间市场“钱荒”以及2015年下半年“股灾”等事件影响，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处于峰值。其次，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排在前列，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依次位列其后，体现了“太大而不能倒”渠道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整理银行季度数据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区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并引入交互项实证检验银行资本和规模是否改变货币政策对中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M2增长率为代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以一年期贷款利率和银行间市场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效果更加强力;(2)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资产规模越大和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反应更加谨慎;(3)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贡献的激励效应要明显强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抑制效应。 本文认为金融稳定视角下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搭配使用，需对银行采取差异化监管来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利影响。同时也需进一步推进G20杭州峰会所提倡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克服主要经济体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并逐步从短期危机应对向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