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量官方公文、民间史料和报纸文本,本文以民国时期广东出版管理制度为中心,深入考察了该地区不同政权下出版立法、政策施行、机构建制等情况,围绕政府的宣传和审查工作展开,努力厘清这一时期政府出版政策和出版业自身应对策略的变化以及双方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上呈现民国时期广东出版业的独特景观和复杂生态,并借此窥探政治秩序、社会关系与出版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与相互影响。本文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力求客观叙述民国时期广东出版管理的发展与变化。民国初年,革命党人与地方军阀先后执政,共同点是不能正视出版界与舆论界地位,后者更藐视言论自由,广州的舆论空间遭到威权主义蚕食;后十年,广东政府开始针对地方情形进行出版立法,利益诉求与实际需求下,运用禁止入口等手段施行有侧重的出版管理,注重借助出版业宣传政治理念,建立自身的正面形象,构筑有限的言论自由的边界。由市政公报、民国日报的刊发伊始,广东官报体系逐渐完善;30年代,西南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政府建制方面注重舆论控制,但在实际运作中,倾向于维护地方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实施与中央有所区别的出版管理策略,无论是立法或执法层面,相比中央都更为宽松,创造了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抗战前后,重归南京政府管辖的广东地区,建立遍布全省的宣传与检查机构,管理体系逐步为统一化所渗透。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反动淫秽刊物的治理工作中,工会组织与政府的协作发展,以及粤府与港报的互动关系。本文指出,民国时期,广东出版业具有的双重性,既体现在其本身,也体现在出版管理上。首先,出版业既具有政治性,又极其注重商业利益。民国初年,广东报纸对袁世凯与旧军阀政权的屈从与抵抗可以鲜明地印证这一点。而出版管理方面,地方性与统一性始终共存,这种双重性时常处于摇摆的状态,意即地方政府表现出的全国视野,其出发点通常并非捍卫中央权威,而是维护地方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