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参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灾后重建始于10年前的两个世纪之交。由于经验、经费、人力和政策地位等条件限制，NGO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这是因为自然灾害之后的恢复重建作为国家扶贫赈灾的主要内容已在中国持续多年。目前才在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理念指导下，从拯救生命、提供物资、援建民房等物质领域向卫生教育、文化重建和语言保护等非物质领域延伸拓展，成为现代政府向少数民族社区提供的宏大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现代政府的公共服务在人口集中的城市社区中最容易实现，而在山高路远地广人稀和存在语言文化差别的少数民族山区，政府公共服务的实现路径就与“小政府大社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执政新理念构成矛盾关系。NGO因此成为社区社会的迫切需求与政府国家的艰难这对矛盾中脱颖而出的新生事物。笔者认为，它最有能力在边远少数民族社区与各级政府之间提供衔接服务，因而最能体现政府的服务宗旨与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的价值目标。　　 本文通过对一个生态桥NGO在四川凉山孟村房屋灾后重建中与一户居民冲突过程的描述、分析和比较来呈现救助目标孟友成、乡政府与NGO三方为追求各方价值或利益最大化而调动各自文化象征资源进行博弈以求达成交易的过程，以此探讨多元文化并存和人文关怀的实现机制和路径等问题。　　 上述三方博弈分析中，笔者从当地人对空间的认知角度探讨围绕房基地出现的神圣与世俗空间意义、异同和各方文化逻辑的脉络。生态桥为居民孟友成建房时，与当地政府一起用图纸、抗震、安全、美观等因素作为权威标准，要求村民按照他们的设计意图去追求项目的科学和美观。然而科学化和美观化的理念并不被村民认同，而是“风水的意义”才是居民心目中的建房权威图纸。由此，政府和生态桥为使项目符合国家规划要求和自身设计标准，不断与村民分歧冲突。村民作为冲突的另一端则有两种利益选择群体：普通村民把自家利益与政府和“生态桥”的利益并置，努力从中折中协调；但重点目标村民则以破坏风水、冲撞寺庙神灵为由，抗衡政府和生态桥。由风水寺庙所表征的民间信仰是他们自身行为合理化的依据。　　 笔者作为参与观察者，努力从主位角度理解村民的空间分类理念，探讨神圣与世俗空间的异同。当地人把世界分为天界、人间和地界。人间不仅是活人居住的地方，还是万物的中心，人类敏感的神明、祖先和鬼灵都在这里展开活动。　　 作为项目冲突焦点之一的庙基，在当地人看来乃是天界在人间的延伸，是神明居住的场所。庙宇是当地人神交流的空间，因而具有神性，当地人要以民间信仰为工具对抗他们不能认可和接受的外来干预。焦点之二当地人的疾病及其成因观。当地人认为人患病是因为社区有人侵占神明、祖先和鬼灵的位置，因此才导致疾病。人们只能对神圣空间保持敬畏，才能不断得到并且扩大神明和祖先的庇护范围，人们生存本身也才不会变得过分世俗。焦点之三是当地人特有风水观和禁忌观。当地人按照祖先的规定和习惯建房。它既要规范人的道德，又要保护社区和谐，特别是减少邻里冲突。当地人观念中的村庄、庙宇、神明和风水是一个整体，因而建房的每一个过程都需要讲风水和禁忌。　　 本文据此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和NGO心目中的当地人迷信愚昧或胡搅蛮缠，实际上是当地人基于文化理性对外界干预和违反当地文化逻辑而采取争取尊严的策略。他们反抗外界的干预，是因为这些干预可能破坏他们观念中的文化图式和“安全第一”的可持续生存伦理。笔者认为当地人利用传统民间文化与违背当地文化秩序的强者的对抗，其行动具有自然和文化根据，其目标也有道德合理性。NGO和政府作为先进理念的代表，应该学习和尊重当地人的文化逻辑并此在过程中避免囚徒困境，实现互惠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