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进入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后奥运时期,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必将面临新一轮的改革与创新。构建符合时代背景的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新的目标模式,对进一步实现中国竞技体育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分析,直面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现实,深入剖析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成功之处与存在问题,并重点对后奥运时期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目标模式的构建和实现方式,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后奥运时期,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金牌至上目标取向广受质疑并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发展;(2)后奥运时期,奥运金牌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利益大大降低,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改革必然谋求增加非政府主体的经济收益,并且降低由政府承担的制度改革成本。而实现这一目标,未来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目标模式必须打破现行的国家主导的“举国体制”,推动竞技体育社会化和市场化进程,逐步实行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竞技体育的结合型制度;(3)后奥运时期中国竞技体育结合型制度的目标模式应分阶段构建。在短期内,应该选择以政府管理为主的结合型;而从长期看,则可以逐步过渡到以社会管理为主的结合型;(4)后奥运时期中国竞技体育结合型制度目标模式的内容体系由多元化训练体系和多元化赛事体系构成;(5)后奥运时期中国竞技体育结合型制度的目标模式实现途径应为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型推进方式,以打破路径依赖。为了确保新旧制度衔接顺利,还应有步骤地、渐进式地推进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整体改革和创新。而对于一些不影响大局的特殊运动项目的制度改革则可以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