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是乾嘉皖派的开创者,也是当时学风转向乾嘉考据学的先驱者之一,在三礼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其先出兰陵萧江氏一脉,历代名人辈出,其中亦多有研究三礼者。江氏自幼庭受父训,究心经学,尤其精于三礼,著有《仪礼约编》、《礼记约编》、《周礼约编》、《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仪礼释例》、《仪礼释宫增注》、《深衣考误》、《昏礼从宜》等礼学著作,开皖派重视礼学之风,对清代乾嘉礼学乃至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江永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其家学渊源外,还受到徽州浓厚的人文学术气息的影响。徽州地区历来崇儒重礼,同时亦注重对书籍的收藏。这些外在条件均为江永研究礼学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江永还与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如汪绂、方苞、吴绂等学者多有交流,其中最著名的当为与汪绂的数次书信往来,从中可以窥见江氏治学之风。江氏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坐馆授徒,在授徒过程中,江氏注意与自己的学生展开广泛交流,虚心接受学生的学术见解。正是在这样的学风之下,江永培养出众多杰出的弟子,其中以戴震、程瑶田、金榜等人成就最大,构成了乾嘉皖派的基础。此即本文第一章的内容梗概。所谓三礼学,即是以《仪礼》、《周礼》、《礼记》三礼典籍为核心的经典诠释之学。历代经学虽有古今、汉宋之别,但在三礼诠释方面,无论哪一学派,均以推求“礼意”为重。历来推求礼意之法,大略可分为：其一,以训诂考据之法推求礼意；其二,以义理推求礼意,尤其以宋代理学最为明显,出现以先验的义理作为礼意,而将理学修养之法作为探求礼意之法,其弊端在于造成宋明时代对三礼文本的忽视；其三,则是以抄纂重构方法推求上古礼意之全。这三点成为历代三礼诠释的主要方法,在有清一代均有体现。但清代礼学总体呈现出回归汉唐注疏考据之学的趋势,其特点表现为：其一,重视汉唐注疏、兼采宋儒礼说；其二,主张以经解经、贯通礼意。这种趋势在江永身上表现十分明显,其三礼学治学方法在晚年逐步转向以考据为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即第二章的内容梗概。江永中年以前的礼学研究以抄纂、类编为主要编纂方式,其最早的作品当属中年时期同汪基等一同编纂的《三礼约编》,成为江氏追求古礼完整体系的先导。江氏《礼书纲目》是其中年时代最为重要的一部三礼学著作,意在绍述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之志,实现对古礼体系的重构。历代礼家之所以关注古礼体系,是由于时代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等原因,导致古礼典籍逐渐散佚,古礼体系亦失去其完整性。因此从东汉郑玄开始,学者即开始关注于对古礼体系的重构,提出了不少古礼体系构想。东汉郑玄即以《周礼》为“经礼”、以《仪礼》为“曲礼”,将古礼按《周礼·大宗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并以《周礼》为核心,调和三礼文本中存在的种种抵牾,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古礼体系,对东汉至宋代的礼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南宋,朱熹不满于郑氏此说,转而以《仪礼》为“经礼”、以《仪礼》中的具体细小仪节为“曲礼”,并以实用为主要标准,将古礼体系重新划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等大类,设想、构筑了一个以《仪礼》为经、《礼记》为记、《周礼》为补充的古礼体系,开启了后世以古礼重构为目的的礼书修纂之先河。江永之修纂《礼书纲目》即有绍述朱熹之志的目的,但通观其书则可发现江氏并未局限于朱熹所制定的礼学体系。在礼学体系思想方面,江氏对朱熹的“经礼”、“曲礼”思想予以细化,认为应以《仪礼》中所包含的“例”与“纲”为“经礼”,“事”与“目”为“曲礼”,只有达到“纲以统目,首尾伦贯,条理秩然”才能谓之“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在礼学体系大纲方面,江氏并未采取朱熹以实用为主要划分标准的结构,而是采纳了郑玄提出的以《周礼·大宗伯》“吉、凶、军、宾、嘉”五礼为主要框架的礼学体系。对五礼所缺部分,江氏通过三礼及其他经史典籍中的相关材料予以补充,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礼学体系。此即第三章的内容梗概。江氏的礼学研究在晚年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早在中年时期,江氏已逐渐不满于以抄纂、类编为主的礼学研究对三礼经典造成的“割裂窜易”。故在年近六十之时,江氏的三礼研究方式已逐步转向实证,逐渐形成了以考据、训诂为基础,以推求“礼意”为目的的三礼诠释思路。江氏的两部《仪礼》学著作《仪礼释宫增注》与《仪礼释例》,均已呈现出这种转变。江氏晚年的礼学研究态度更为严谨,以郑学为依归,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训诂、考据为主要方法,深入文献,推求“礼意”；同时也不排斥宋人礼说,对其可取者则择优收录,这种兼容汉宋的诠释取向突出地表现在江氏的札记体著作《礼记训义择言》一书中。尽管江氏此书不废宋儒礼说,但亦有所取舍,对于宋儒礼说中的心性论、本体论思想,江氏均不予采纳。江氏晚年的另外一部重要的札记体三礼学作品要属《周礼疑义举要》,此书宗守注疏,多采纳先秦、汉唐学者的三礼学研究成果,具有更为鲜明的考据学倾向。江氏在选择参考文献之时,还重视当时学人的三礼学研究作品,并采用西方传来的文献进行礼学考证,同时注重根据事理、民俗民风来推考经文,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此即本文第四、五、六章的内容梗概。江氏一生精于礼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年所撰《礼书纲目》在体例、分节等方面,对秦蕙田、黄以周等所编纂的礼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江氏晚年以实证为主的礼学研究,对乾嘉皖派影响深远。其《仪礼释例》成为以例释礼的重要著作,为其后学凌廷堪、任大椿所本；《礼记训义择言》汉宋兼采,直达先圣“礼意”,体现出清代学术从理学向考据学转变的趋势,孙希旦、朱彬等多所征引；《周礼疑义举要》一书则完全以考据为主,考证《周礼》中所存疑义兼论历代礼家相关学说,多精确允当,为孙诒让等后学所广泛称引。此即本文第七章的内容梗概。总体上,江永诠释三礼注重从礼学整体角度诠释,一本实事求是原则,如实评判所引诸家礼说,体现出严谨、求实的学术风范,其考订礼制仪规,精审细致,直达先圣“礼意”,成为后世研究三礼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