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区分中,行为人对集资款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别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重要指标。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客观相统一,在案件的各司法活动阶段对证据的收集、认定进行规范化、制度化。为了指导“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司法规范性文件来明确和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然而这仍然无法避免在具体个案的适用中产生适用不规范的情况。本文拟从五个方面来对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展开论述,首先从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现状角度,通过比较分析法找到实践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其次,对集资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规范结构进行概述,进行学理分析,从学术角度为文章进行理论铺垫。第三,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认定标准分析,总结出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单向认定方法、单向认定标准以及单向认定过程存在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的问题。第四,对集资诈骗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客观事实认定要素的分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对于7种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行为展开论述,通过规范研究同法治思维与商事思维而进行反证,从而解读“生产经营活动”、“肆意挥霍”、“携带集资款逃匿”等有关涉及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证明的正推标准,建立“肯定与否定”相结合的辩证认定新模型。第五,通过前文的实证研究,关照商事特性,将商事思维贯彻具体案件的分析中。明确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办法,重细节、重过程、重联系、重实效,并提出新的认定路径,尝试从司法实务角度对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分析并予以在司法实务中的规范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