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国20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先锋话语从发生、发展到最终形成先锋小说的过程。从本书所使用的“先锋”一词来看,它不是一个规范和既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不断发生着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先锋话语永远与主流文化相对抗,它是一种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规范和美学规范构成了挑战。而先锋话语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文革”结束后社会思潮的嬗变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传播所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本书力图捕捉八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中先锋话语的变化过程,并探讨1984年之后先锋小说主题话语的社会学意义。就此而言,先锋小说不仅仅是对个体存在的叙事关怀,同样也是先锋作家启蒙理念的文本实践。后者所蕴含的“重构历史叙事”的努力,在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真实观念的同时,也形成了先锋小说形式试验所遵循的基本叙事法则。这些叙事法则包括先锋作家的真实观念和时空观念,它们对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超现实叙事场景的设置和心理时间、生存空间的运用等方面。全书分四章。第一章论述七十年代末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重点考察这一传播运动的合法性前提、传播策略以及“现代派”论争中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新时期初的社会语境中,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是支撑社会思想言路的核心话语。前者从反思“文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目标。而这一目标体现的正是中国急欲摆脱“文革”创伤,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梦想。与之相比,同时期的启蒙主义则庚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尽管这一传统表面上强调的是个性解放,但“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梦想才是启蒙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一致的历史目标下,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便具有了异质同构的话语关系。为实现强国之梦,意识形态允许接纳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来思潮。由于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学者实用主义的阐释策略中获得了一种启蒙功能。因此,现代主义的传播便同时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的许可。而这一传播运动的合法性前提最终也由意识形态话语予以了确认。但是,为了护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时,又不得不采取了讲求策略的方式。本章通过分析七十年代末传播现代主义的介绍性文本,具体说明了当时的传播策略。当现代主义的传播日渐广泛时,中国文学界也由此引发了规模较大的“现代派”论争。在这场论争中,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成为当时文坛共同认可的发展目标。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文学现代化呢?从七十、八十年代之交的小说创作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通过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谋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创新实验。在这一过程中,先锋话语合乎历史逻辑地出现在了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当中。第二章论述现实主义小说新变中的先锋话语。在新时期初的小说创作中,反思“文革”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主题。如何解构“文革”政治神话的意识形态霸权,则成为体现先锋话语“解神话”功能的文本表征。从当时的意识流小说来看,语言是其解构政治神话的重要武器。本章从语言学的层面出发,借助西方政治学家的神话分析方法,对意识流小说的“解神话”功能予以了理论分析。除此之外,在普遍意义上的反思小说中,还出现了对存在问题进行体认的先锋话语。从宗璞、戴厚英、王蒙、张贤亮到刘索拉,先锋话语从以下几个层面展现了对“存在”的体认。首先是宗璞等作家对人道主义的诉求,其次是王蒙、张贤亮对个体存在的心理和潜意识书写,再到刘索拉的“荒诞”表达,新时期初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展现了一条有关个体存在主题的演变轨迹。而另一部分作家,如汪曾祺、邓友梅等人,则在追求无情节、无结构的叙事艺术中,影响了先锋话语的增长过程。大致到1985年,先锋话语终于汇聚而成为先锋小说。本章概括了先锋小说的文化寻根、现代观念形态写作和形式试验的文本变化,并简要论及了先锋小说的主题与形式特征。第三章论述先锋小说的主题话语,重点考察先锋小说的两个启蒙主题,即“寻找民族身份”和“重构历史叙事。”在“寻找民族身份”的启蒙主题中,文化寻根层面的先锋小说致力于追寻的是“民族自我”,它们通过文化寓言的形式,对“文革”结束后“民族自我”的迷失做出了形象化书写。与此同时,文化寻根层面的先锋小说还在民族文化寓言的建构中,借助边缘文化的力量,试图补救传统文化的阙失面。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自我”始终是一个贯穿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只有通过民族自我的身份确认,才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确立历史起点,并为这一努力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源。而在“重构历史叙事”的启蒙主题中,本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力求凸现先锋作家“超越传统历史叙事”的启蒙叙事。由于传统历史叙事压制了人类个体的生命独语,因此,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中,就出现了多种解构传统历史叙事的启蒙主义诉求。这些方式均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构成了挑战:在先锋作家的启蒙理念中,关怀个体逐步取代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目标。因此,当代启蒙主义关注个体存在的思想主题在先锋小说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表达。在这种启蒙叙事中,可以看到,有关个体存在困境的问题始终是先锋作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章就此以残雪的小说为分析对象,阐明了先锋作家以个体叙事拯救灵魂困境的文本策略。残雪小说中人物身陷困境却不甘沉沦的存在状况,以及他们在存在困境中的“突围表演”,都充分说明了先锋小说关怀个体的存在主题。第四章论述先锋小说的叙事法则。本章对先锋小说形式试验所遵循的叙事法则进行了研究。其中,先锋作家的真实观、时间观和空间观是三条基本的叙事法则。对于先锋作家而言,他们的真实观指的其实是“精神真实”,而现实则是“虚伪的现实”。这种真实观直接决定了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叙事场景。在绝大部分先锋作家笔下,叙事场景是超现实的,而且他们的叙事方式也集中在如何把现实事件转换为精神事件,或者说,如何在叙述精神真实的过程中,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真实。在这一形式试验中,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残雪等人的创作最为典型地展现了精神真实的叙事法则。而精神真实作为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首要叙事法则,还深深影响了先锋作家的时间观念。在先锋作家安排小说形式建构的创新试验中,心理时间成为了组织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元素,是心理时间颠覆了故事的现实秩序,并重组了先锋小说的故事时间。同样,真实观念还影响了先锋作家的空间观念。组织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空间元素,不是地域空间,而是人物个体洽合其间的生存空间。通过对生存空间的营构,先锋作家使得故事发生的场所也沾染上了深重的精神气息,并进而影响了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从本书对中国八十年代小说先锋话语的研究结果来看,先锋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实与启蒙思潮密切相关。先锋小说的出现,不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中国当代小说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中启蒙主义嬗变的结果。二者之间的结合,实际上从艺术表现与主题话语两方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尽管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启蒙主义的文化狂欢已渐显颓势,商业文化价值开始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存在,却有力证明了当代文学追求文学现代化的努力。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是第一次自为的和大规模的个体叙事。本书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先锋话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代化试验的贡献,也指出了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某些缺憾。以上均能证明当代先锋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今天的文学写作中,先锋小说曾经尝试过的文学元素已积淀为一个崭新的传统,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诉求,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