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嘉靖年间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后经梁辰鱼、沈璟等人的努力,昆曲一跃成为全国性声腔,而昆山腔的发源地苏州也随之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戏曲创作、演出中心,晚明苏州剧坛尤可称为取得了辉煌性的成就。至乾嘉时期,苏州剧坛虽不及晚明时光彩照人,但其在戏曲创作、戏曲批评、戏曲演出、戏曲刊刻等各方面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但对此进行关注的研究者甚少,与乾嘉苏州剧坛所取得的成果颇不相称。本文即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并力图通过四者的互动研究来展现乾嘉时期苏州剧坛的整体风貌。第一章主要是对乾嘉时期经济、文化、学术环境与苏州剧坛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揭示。乾嘉两朝整体上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为苏州剧坛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具体说来,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给剧坛演剧活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文化上,中央政府进行各类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刺激了苏州地区曲选、曲谱的编订活动;苏州地区传统诗词的繁荣以及小说、弹词等通俗文艺的发展,为戏曲创作提供了便利。学术上,吴中乾嘉学术思潮氛围浓烈,促使苏州剧坛在曲韵学领域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第二章主要是对乾嘉时期苏州戏曲活动家史实进行研究。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对苏州戏曲活动家由于时代和地缘的因素在家世、生平、思想等方面的诸多共性特征进行了揭示。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重点对学术界研究较少的对象如石琰等剧作家,对他们的家世、生平、交游等作了详细地考证。另外,对学界研究较多的对象如石韫玉等,作了交游方面的补正。第三章主要研究乾嘉时期苏州的戏曲创作。乾嘉时期苏州戏曲作家共创作传奇45部,杂剧作品38种,显示出了旺盛的创作力。在传奇作品的题材、主题上,都与苏州历史、现实、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显示出了浓郁的地域特征。尤其是在传奇艺术革新上,苏州剧作家对传奇开场形式、脚色安排、关目设置、语言的运用、排场设置等方面都作了革新。传奇艺术的革新有积极的影响,即他们的传奇作品几乎都曾搬上过舞台并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但革新的同时也有弊端,即一味地求新求变,过分注重形式、技巧,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思想深度上的开掘。乾嘉时期苏州的杂剧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袁栋《玉田乐府》、徐爔《写心杂剧》、石韫玉《花间九奏》在体制、内容、风格、辞采等诸多方面显示出了共同的特征,集中体现了乾嘉时期苏州杂剧创作家独特的文人气质。此外,由于沈德潜在苏州地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此一时期的苏州杂剧作家的创作观念亦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沈德潜诗学观的影响。第四章主要对乾嘉时期苏州戏曲批评进行研究。徐大椿《乐府传声》是中国古典戏曲演唱理论方面的力作,主要体现了文人阶层对昆曲清唱的关注与重视。此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还有戏曲表演理论成果《明心鉴》的问世。通过《明心鉴》,不仅能让我们窥探乾嘉时期苏州戏曲演出活动的繁盛,亦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昆剧表演艺术“乾嘉传统”形成过程中艺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除论著外,乾嘉时期苏州戏曲评点活动也比较丰富,常熟周昂的《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及评点好友瞿颉的《鹤归来传奇》、石韫玉评点《六十种曲》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戏曲评点之作。丰富的戏曲评点和戏曲创作,均体现了曲家对戏曲创作中的结构、虚实、语言等方面的观点。第五章主要研究乾嘉时期苏州演剧活动。乾嘉时期苏州职业戏班演剧活动空前繁盛,对戏剧创作的取向、戏剧理论批评的丰富、脚色表演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舞台演出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推动戏剧的大众化、民间化、通俗化和促进行业规范、提升伶人地位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一时期苏州演员种类主要有职业演员、串客、青楼演员三种,不同的表演风格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切磋,共同为乾嘉时期苏州演剧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乾嘉时期是“花雅争胜”的特殊时期,苏州剧坛除昆腔外,亦有花部的演出,其中苏州本地花部“滩簧”尤盛。剧目方面,传统的折子戏演出已十分普遍,但新戏的排演亦不少,这与乾嘉时期苏州及其周边地区戏曲创作的旺盛密不可分。乾嘉时期苏州戏曲演出场所的形态亦具有多样性,厅堂、庭院等主要是缙绅观剧场所,体现了缙绅的观赏趣味。空旷场所、神庙戏台等主要是民间迎神赛会场所,主要体现了民众观戏的方式与欣赏趣味。此时迎銮大剧演出也有力推动了乾嘉时期苏州民间演剧活动。第六章主要是对乾嘉时期苏州戏曲刊刻进行研究。首先从私刻和坊刻两个方面对乾嘉时期苏州戏曲刊刻从宏观上进行了研究,其次以舞台折子戏选本的集大成者《缀白裘》为中心,探讨了《缀白裘》产生的时代契机、传播情况及对当时剧坛的影响。《缀白裘》产生于乾隆时期的苏州,是苏州作为昆曲大本营得天独厚的条件、折子戏的全面兴盛及精湛纯正的表演艺术、昆曲折子戏选本的日趋成熟、新戏创作的衰微、辑刊者深厚的戏曲艺术素养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刊行之后,传播范围、读者群体十分广泛,对当时剧坛创作和演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