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审计报告无论在格式、内容还是信息沟通方面均饱受质疑(Church et al.,2008;PCAOB,2013;Carson et al.,2013;张继勋等,2016)。质疑的焦点在于报告格式和意见类型存在同质化趋势,使得投资者难以获得审计意见背后的风险评估与分析过程(Humphrey et al.,2009;PCAOB,2013),从而无法有效利用审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近些年来,美国、英国和欧洲等国相继出台了政策对审计报告进行改革,审计报告改革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16年1月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印发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征求意见稿,同年12月23日,财政部颁布了该项新审计报告准则。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目的是通过将注册会计师实施的部分具体审计工作传递给报表使用者,从而使得报表预期使用者可以获得更多增量的信息,由此提升财务报表信息含量。盈余质量是会计信息的关键部分,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经营活动信息来说更为众多资本市场投资者所关注和认可,并且盈余质量的提升对于公司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本文主要从盈余质量角度切入研究新审计报告准则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以此更深入的评价该项政策的执行效果。公司治理不仅包括公司内部的相关规则制度安排、组织架构,还包括公司外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机制。国内外学者对于传统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司的内部治理,但是资本市场的日益发展和外部监督环境的逐渐完善使得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外部治理的关注程度提高。在我国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下,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还值得深入研究,并且内外部公司治理的差异可能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两者的关系存在差异性影响。基于2017年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这一背景,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15-2017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盈余质量,并且这一主要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公司治理聚焦于创始人、投资者保护、行业竞争和媒体关注这四个层面,分组进行研究后发现:在非创始人管理的上市公司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抑制盈余管理、提高盈余质量的作用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确实能够缓解非创始人管理带来的问题。此外,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盈余质量的提高作用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不佳组、市场竞争强度较弱的组和媒体关注程度较低的公司之中表现地更为明显;在竞争强度高的组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组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盈余质量的提升作用并未发挥,这说明审计报告改革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外部治理存在的不足。同时本文还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好的一组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非但没有提高盈余质量,反而给盈余质量带来消极影响。这表明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企业中,Asbahr&Ruhnke(2017)提出的道德许可理论得到验证。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关键审计事项的详略程度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内容越详尽,企业盈余质量越差,研究结论支持“掩饰效应”假说?本文从公司会计信息盈余质量角度评价新审计报告准则政策的执行效果,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治理和盈余质量的经验研究,研究结论也对政策制定者、注册会计师和上市公司等多个市场主体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