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地山研究中,抗日时期的作品一直没有被重视。本篇论文主要以1937-1941年许地山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为考察对象,重返40年代1的文学现场,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交错的整体视野下考察此时许地山的文学创作。这一研究总体的问题意识为讨论许地山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救亡,揭释一段被忽略的文学历史。笔者将在进行文本细读和史料爬梳的基础上,借用叙述学理论和后殖民理论,对文本结构和文本语境进行阐释。“立人”是本篇论文的核心概念,因此第一章所要梳理的是这个取自鲁迅的概念与许地山的关系,以及从五四到抗日时期,其“立人观”遇到了怎样的新问题。笔者认为,“立人”问题的背后,就是讨论理想的社会(中国)需要怎样的国民的问题,也反映了20世纪的时代命题:个人启蒙与民族救亡的联系和矛盾。总结许地山早期创作,与鲁迅相通之处在于,他亦认为“人”是国族命运的关键。,熟悉世界宗教与民俗学的许地山从东亚文化出发,大胆地结合中国儒家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融合西方基督教文化,建构理想的国民。但是在抗日之前,“民族”问题几乎没有直接进入许地山塑造理想人性的作品。第二节通过分析抗日时期的文艺背景以及许地山的文艺活动和杂文,我们可以发现其所期盼的“理想的人/民族英雄/圣人”往往是含糊的、暧昧的,有时还相互矛盾。这是抗日时期的新问题。第二章以抗日时期许地山创作的“故”事新编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许地山借用民间典故讲了什么故事?他在新的语境下想象了怎么的“中国人”?毋庸置疑,此时作品中的人物与早期人物有共通之处,无论是从逆境中攀爬起来的武训,还是勇于承担家庭重任的柳迎春,抑或大胆发声的西施,他们都不屈命运,极具韧性,这强悍的精神力量是前后期作品的人物所共有的。但是此时这些从历史中走出的人物却有了更强的国族意识。作者更加清晰地表示:个人的选择决定了中国的形态,而个人精神品质的高低与中国的命运有紧密的联系。这显然提供了一种与通行民族文艺所不同的思路。第三章以成长小说《玉官》为研究对象,分析许地山借两代人的成长和“改造”对其立人观做了怎么样的深化。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许地山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立人途径。一种教的是有字之书,教授的是知识;一种教的是无字之书,针对的是个人德性的培养。而后者是许地山形成“理想的人”的理想途径,此外许地山对政治“改造”人也持有怀疑的态度。余论讨论的是《铁鱼底鳃》这个问题。从雷先生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发现许地山“立人观”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渴求国民能够提高精神品质,另一方面许地山所期待的理想观念又无法传递出去,甚至无人理解。这正是《铁鱼底鳃》这部小说的悲剧所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地山本人对启蒙的悲观情绪。结语认为许地山的立人观是基于文化民族主义下的儒家“圣人”观。更可看出许地山本人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认为许地山抗日时期的创作是边地作家自觉回应民族形式的文学创作,也是以启蒙回应救亡的尝试,并指出可以用许地山为参照,考察其他边地作家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