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伊始，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开放度逐步提高。大规模劳动力流向上海，以寻求更高的收入与更好的工作机会。由于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一系列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制度以及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等，而虽然改革以来废除了某些制度，但是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一些就业福利等制度仍然在延续，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被彻底改革，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一定的制度分割。而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因制度而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也是存在的。这种制度分割对市场功能的否定，可能会造成劳动力的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受阻，并且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制约。制度分割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更会体现在使已经拉大的城乡收入持续扩大，也会使转轨时期的城市内部出现“城中村”之类的贫穷现象。本文首先对目前上海市不同户籍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做了简单介绍。然后对中国和上海的与户籍相关的制度政策进行了回顾，利用上海市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0年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证明了这种分割在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并利用邓肯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将劳动力市场按照职业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第二层次为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后，对两级市场的劳动力的劳动关系进行对比研究，检验这种分割事实。并对分割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效应进行了概括，主要包括：对人力资本的制约、对劳动力职业分布的影响、对不同职业群体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目前的分割与上海的失业问题之间的相互制约。最后，文章针对目前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形势要求，提出了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因制度而存在的分割的些许思路。其中包括：打破户籍制度坚冰，开始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诚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全国性城市，既要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之需，同时又要面临国际形势的飞速发展，建设国际化都市，对人口的宏观调控需要满足城市规划需要、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的承载能力。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一、非上海户籍劳动力年龄结构轻于户籍劳动力，且主要集中于15—39岁青壮年年龄段。25岁以上组非上海户籍劳动力性别比偏高，并且非上海户籍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低于户籍劳动力。二、户籍劳动力和非上海户籍劳动力存在着职业分布上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户籍劳动力主要在专业技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和国家机关；非上海户籍劳动力则主要分布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商业和服务业领域。三、在劳动关系诸影响要素中，非上海户籍劳动力中的农村迁移者在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等方面待遇普遍要低于户籍劳动力。另外也存在着职业上的差异。而非上海户籍劳动力中的城市迁移者在劳动关系诸影响要素上的待遇几乎与上海户籍劳动力接近。四、户籍分割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上，主要是低素质的劳动力不能进入更高一级劳动力市场。于是他们便失去了“干中学”的机会，这样会使他们的现有人力资本不断贬值，进而更加找不到工作或者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找寻工作机会，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制度性分割对收入分布和失业的影响，则分别体现在：不利于缩小城市高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别，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地方政府针对户籍劳动力的市场保护在短期看来，会有利于本市户籍劳动力的就业与再就业；但是长期看来，这种保护城市就业并歧视外地劳动力的政策，只能继续维持矛盾产生的制度根源，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