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社会转型，这次转型以市场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作为核心的制度变迁特征。在这场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的生活际遇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职业获得由于国家就业制度的改革发生了重大变迁。本文关心的是：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成员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他们的职业获得模式又经历了什么变化。　　 本研究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着手分析职业结构与职业获得模式的变迁。通过使用改革开放后几次连续的人口普查数据，本文从群体层次描述了不同时期总体职业分布现状及变化趋势，不同世代的职业分布变迁及其差别，外来人口的职业分布和职业获得，从个体层次分析了影响职业获得的个体因素和制度因素以及各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对于职业获得的分析不仅从职业的基本类别入手，还分别从社会经济地位和体制分割的角度分析了职业的价值和性质的获得模式。　　 本研究发现超大城市的职业结构在转型期间不断趋于高级化，在市场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综合作用下，职业结构中的白领职业比重逐渐增加，蓝领职业比重在减小，而农业职业比重锐减。受到职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的影响，越晚获得职业的世代其白领职业比重越高。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同本地人口的存在显著差别，外来人口中蓝领职业比重更高，而且他们也经历着产业转移，但是外来人口中的非农业户籍人口的转移速度要比农业户籍人口的更快。不同户籍类型人口在获得各职业过程中存在机会差异而且他们的职业获得模式也存在着户籍差异，受到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影响，个体因素的影响作用也有户籍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分析显示在业人口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性别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不同户籍类型人口当中，本地非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最高，其次是外来非农业户籍人口，再次是外来农业户籍人口，最后是本地农业户籍人口，其中两类非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接近，而两类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同其有较大差距，而本地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又大幅落后于外来农业户籍人口。本地非农业户籍人口相对更易获得体制内的职业，外来人口则相对更易获得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类型的职业，而不同户籍类型人口获得体制内/外的职业的模式不同。　　 同改革开放前国家分配工作不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成员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主权，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为越来越好的职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社会成员凭借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去获得这些职业机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成员通过自身素质和个人努力去获得他们所需的职业机会，但是转型社会的过渡特征导致多种获得规则并存，为了获得体制内的职业有时还需要别的资本，比如社会资本等，那些有条件的人因此通过社会关系甚至是血缘关系获得了体制内的职业，但是却产生了不公平地竞争。国家通过制度改革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社会流动空间，他们由此也获得了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各种资本和能力是他们借以流动的手段和工具，但是各种资本并不是平等分布的，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保证面向各社会阶层成员的公平的流动渠道，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