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秦汉时期以农为立国之本,社会体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农业,从国家的政权与神权到民间的信仰和风俗,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并潜藏着强烈的农业文化思维,这就决定了作为祭祀对象的神祗,在潜移默化间被附加了农业神的神性。这个“农业神”是从广义角度出发的概念,即农业神性并非神祗的单一神性,而是作为神祗多重神性中的一部分。具有农业神性神祗的确定有两条标准,一是神祗被认定在农业生产领域拥有权能,二是神祗受祭之时被寄托鲜明的农事期许。本文旨在通过考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挖掘商周秦汉神祗身上的农业神性,梳理祭祀活动中所建立的农业神系,探索神祗观念和祭祀取向的演化,考察主要农业仪式中的神祗、礼仪与歌诗,以此揭示蕴含在神祗崇拜与祭祀中的农业文化意蕴。全文共五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缘起以及文中的主要概念,并对本论题的学术前史进行综述。第一章阐述商周秦汉天神的农业神性。天神作为祭祀对象,是具有农业神性的天神,这在至上天神与普通天神中都有体现。至上天神主要是帝、天、太一和方神。从卜辞等文献中“帝”令风、令雨的记载可知“帝”拥有农业权威,具有农业神性。“天”与“帝”存在神名的差异,但缔造的思维相通,故商周奠定并历代沿袭的“帝”“天”之祭,包含强烈的农事诉求。“太一”的神性基础和其多重神性的系联点是其农业神性。祭方神旨在求得甘雨充沛、禾谷丰收,雩祭中祭“方”的传统也在商周秦汉时期得到有序传承。普通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云等。日神被视为农业丰产之神,卜辞所载的商代日神祭祀已体现出其农业神性,周秦两汉郊祀中的日神祭祀,其核心目的即“以祈农事”。月神崇拜的产生,宾月、夕月及月日合祭之礼,均与农业密切相关。星辰祭祀中蕴含强烈的农业期冀：星辰主风雨,支配气象,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最典型的是箕星和毕星；星辰作为农时坐标,可指导农业生产,最典型的是参星和商星；对主农事的灵星的祭祀,则旨在通过去除灾害以祈求农事丰收。风神主风,卜辞与传世文献所载四方风神相互印证,广义和狭义的“风神”之祭,目的都是祈雨求年。雨神主雨,方神、龙神兼有雨神的神职,祭方、舞雩、焚巫等仪式旨在祈雨。雷云之神为小神,但见诸文献的占雷、燎云等祭祀活动,承载的是对农业丰收的期盼。第二章阐述商周秦汉地祗的农业神性。社神为商人的农业神,立“社”以祭旨在宁风雨或求风雨,句龙、大禹被祀为社,是农业神崇拜与祖先神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稷神是周代的主神之一,出于农业丰产的愿望以及王权统治的需要,稷祀制度有所变化,后稷也兼有祖先神、农业神、国家保护神等多重神性。山川之神被认为司掌风雨,左右农业收成,故自商周时期起,山川之祭与农业密切相关,通过沉、燎、即、就、望等祭法,祭祀山川旨在祈雨与祈晴。蜡祭、籍田礼、先蚕祭是与地祗密切相关的农业仪式。蜡祭中的诸神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农业神系,合并祭祀旨在报答农业诸神的庇佑,期冀来年丰产,而考察蜡辞与蜡乐中的原始宗教意韵,便可得知祭奠谷物神死亡的送终仪式是蜡祭原始文化隐喻的核心内容。籍田礼的祭祀对象包括西周时期的社稷、上帝,春秋至汉代的先农,均为具有极强农业神性的农业神,籍田礼象征性的耕种仪式以及祝祷性的祭祀乐歌旨在娱神以求农业丰产。先蚕祭所祀蚕神多为女性神祗,既源于养蚕治桑属于妇功的观念,又与主耕种的男性神祗相配,在祭祀中被寄予谷物丰收、蚕桑丰产的农事期许。第三章阐述商周秦汉祖先神的农业神性。取卦造器为神农的农业功绩之一,所造之器均与农业相关,“炎帝神农氏”的说法使得农业神神农氏与祖先神炎帝结合在一起,神农因此拥有二重神性,其后又与先农信仰整合,“神农—炎帝—先农”的系联以及先农坛中的祭祀,都体现出重农、尚农的观念。卜辞与传世文献所载商代祖先神配上帝的“宾帝”,以及对祖先神进行的祭祀活动,源于商人所持有的祖先神影响农业生产的观念,故而祭祀祖先神时祈雨祈晴、求年求禾,因农事诉求而受祭的商代祖先神被赋予农业神性。周代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郊天祀典中以后稷、文王、武王作为天神的配享神,既是王朝政治统治的需要,旨在强化皇权天授、敬天保民的理念,又是农业文明在祭祀文化中的投射,旨在表达报本反始、以祈农事的期许,这也正是郊祀时间、空间和神祗观念的根源所在。秦代的郊天制度与周代有所不同,但“畴郊上帝”仪式中的神祗也具有农业神性。汉代继承周代郊祀以祖先神配祀的传统,经过演化和改造,系统整合为南郊祭天、以先祖配,北郊祭地、以先妣配,祠明堂以祖先神配的祭祀体系。作为典型农业祭祀的郊祀,其中的主祭神、从祀神、配享神都拥有着强烈的农业神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简论商周秦汉神祗农业神性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在于农业文明基础和神祗的多重神性。同时以农耕文明中神祗的农业神性作为切入点,对古代社会未出现一元神宗教的原因进行简析,归纳为农耕文明稳定的经济基础、一神多职与多神同职的神性基础、泛神化崇拜与功利性信仰等因素阻碍了一元神宗教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