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是指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者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工具,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但是针对贷款的风险却也是客观存在的,贷款风险的存在一方面将影响银行业的稳定,同时另一方面将影响金融业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在全球化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银行业面临着两大严峻的挑战,一个是会计计量方法变革所带来的挑战,金融危机后,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效应被指责为加深了危机的影响,现有会计计量方法备受质疑,另一个新巴塞尔协议提出所带来的资本计量和风险管理变革所带来的挑战。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一直是会计政策与监管政策的重要研究对象,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首先,通过对贷款损失准备的分析,促进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协调,能有效降低银行的操作成本；其次,通过对资本计量和风险管理的变革,能增强资本管理的透明度和准确度满足监管当局有效的准备金缺口监管：最后,通过探索贷款损失准备在两种政策下的模型变化,找出适合中国特色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方法,提升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准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一直处于变革时代,金融的稳定与会计准则被更多的联系在了一起,各准则制定机构和监管机构都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针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公允价值所带来的顺周期效应,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其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了促进会计准则向维护金融稳定的方向发展,加强了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沟通与对话；金融稳定理事会也从维护金融稳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视角提出对会计准则修订的要求。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也不断地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提出了“逆周期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构建理念和更具前瞻性的贷款损失计提思路,这为推进贷款损失准备会计政策与监管政策的有效趋同提供了有益的尝试。目前我国贷款损失的计提,沿用的是国际会计准则39号(IAS39)要求提出的“已发生损失减值”模型,由于该模型缺乏前瞻性,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效应,会计信息中所传达的信贷资产数量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的脱节。因此监管者出于维护金融环境的稳定和监管需要,就有必要在贷款损失政策上制定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制度。从贷款损失准备发展的历史来看,会计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也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复杂变迁,过去数十年二者一直以分离的趋势占主流地位,贷款损失准备在两种政策下分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二者在目标上的差异。会计目标主要是为了满足投资者决策的需要,因此他必须提供真实、可靠、公允的会计信息,秉承不偏不倚、客观中立的原则,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正确引导投资者做出有效投资决策的目的,他强调的是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和投资者利益至上。而监管的目标虽然也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他更注重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环境的安全与稳定,防范和控制金融系统风险。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造成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在两种政策下的差异,前者要求银行应该按照“已发生损失模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而后者要求银行应按照“预期损失模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这一差异为银行日常的会计信息处理和风险管理带来了很高的操作成本,随着外部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风险管理意识的加强,商业银行需要将信用风险考虑在贷款损失计提范围内并对预期损失进行合理估计,因此,要找到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两种政策下的协调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贷款损失准备会计政策与监管政策分离的原因,形式等之后提出在现有经济形式和外部环境下为什么需要做到二者的协同,并提出将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预期损失数据与按照“已发生损失模型”计算出的准备金进行对比,构建一个对比分析框架体系,增强二者的关联性,保证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更加真实可靠,最后提出在利润表中,融入监管机构目标和需求计算出监管用损益表,做到二者的一个有效协同,以此满足各方利益主体的需求。基于此,本文的一个机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该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为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文献评述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贷款损失准备的概念,明白如何计量和确认贷款损失准备,在此基础上针对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会计目标理论以及商业银行的可持续经营来探讨为什么要计提贷款损失,以及计提贷款损失的依据是什么,以此了解对其进行减值测试的必要性。紧接着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依据进行了介绍,然后从贷款损失准备会计政策、监管政策以及二者协同变迁的相关政策分别介绍了这些政策变迁的历程。从贷款损失的政策变迁过程能较全面地反映会计政策和监管政策在该过程中是如何由最开始的统一逐步走向分离的,又是如何在分离之中需求统一的,这些变化以及政策的出台和修订都是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的。第三部分是贷款损失准备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关系分析,在该部分首先谈到了二者的统一性,即贷款损失会计政策是监管政策的基础,贷款损失监管政策支持高质量的会计政策的生成及两者在内涵、目标、内容上的相关性。然后紧接着对两种政策的差异性进行了介绍,他们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目标和计提理念上,这为后文介绍二者的分离与协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是贷款损失准备会计政策与银行监管政策的分离,该部分介绍二者分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两种政策下的目标和用途的不同,而客观原因则是因为我国现有信贷规模迅速扩张,信用风险不断提升,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足,不能满足监管当局维护金融环境稳定,保障银行业持续稳定经营的目标,因此监管当局需要提出符合自己要求的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方法。接下来对其分离的具体形式和影响做了详细介绍。第五部分是贷款损失准备会计政策与银行监管政策的协调,首先介绍了二者为什么需要协调的原因,即：降低银行的操作成本;提高贷款损失准备在两种政策下计提的关联性,满足监管者对准备金缺口的监管要求；顺应国际形势,探索出适应我国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方法,提升中国银行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接下来介绍了现实中对二者的协调所作出的努力主要体现在“监管用损益表”的提出和2012年财政部金融司对新的“一般准备金”的提出,在此基础上针对二者如何在坚持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本文提出了二者趋同的一些建议。即建立和完善银行信用评价体系、信息归集系统,提高银行内部风险评估人员专业素质,并建立完善的贷款损失准备信息披露制度,以此来增强金融机构内部的建设力度,保证准备金的合理准确计提,相关准则制定机构还应积极调整会计政策与银行监管政策的差异。在对两种政策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协同方式上采取构建一个对比分析框架体系,增强二者的关联性,保证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更加真实可靠,同时在利润表中,融入监管机构目标和需求计算出监管用损益表,做到二者的一个有效协同,以此满足各方利益主体的需求。第六部分是小结,对文章的研究概述做了总结之后,提出为了顺应外部复杂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为了满足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坚持二者的实质性趋同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主要贡献之处在于：一是对贷款损失会计政策和监管政策做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为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发展和监管机构的监管贡献一点力量；二是对贷款损失准备在两种政策下的分离做了深入研究,有助于会计政策和监管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三是,在前人研究和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对二者实质性趋同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措施,进一步深化了该方面的研究。本文的不足在于：本文是一篇规范性论文,对文章的研究局限在理论方面,在对相关理论的介绍以及政策建议的提出过程中,所考虑的面偏广,政策的提出更是基于一种较完善的外部环境,但由于我国的贷款损失政策和外部市场环境相对于国际上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的政策建议的实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笔者觉得这仍然是我国应该做出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