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进步,互联网已成为信息发布、获取的聚集地,也成了舆情舆论的放大器。突发事件一旦上网,很快就会掀起一阵“舆情风暴”,给社会治理、网络发展乃至公共决策制定都会带来深刻影响。因此,正确认识、及时应对网络舆情,将舆情作为了解社情民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有效工具,成为了党和政府在新时代、面临新形势、作出重要决策时一个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而这里所说的“应对”,既不是一味以舆情是从,被民意所“绑架”而失去了政府应有的立场,也不是滥用公权力以裹挟舆情,去掩盖错误的政策或行为,而是在网络舆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以准确的时机、恰当的态度、合理的方式、合适的内容去回应网民关切,发挥舆情积极、正面监督地方政府的作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考验和淬炼后,网络舆情的作用进一步得以显现,引发了更多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本论文选取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间云南省大理市拦截、扣押重庆市防疫领导小组购买的从云南发往重庆的500多箱口罩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为例,以新浪微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挖掘、案例分析、访谈等研究方法,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提出了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分析框架,将议程设置置于动态的舆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分析政府部门、媒体、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这四个主体在网络舆情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具体表现,以及他们各自所设置的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不同特点和关系,同时结合情绪在舆情事件中对各主体产生的作用,研究不同议程间的转化。通过以上分析,挖掘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应对主体在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时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本论文结合案例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时存在“公众议程应对不及时”“坐等社会情绪唤醒”“政策议程作用微弱”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缺乏舆情意识和舆情素养;忽视意见领袖聚合引领作用;忽略三大议程间的关系转化;群体极化影响舆情应对效果。在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提出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舆情素养和应对能力;发挥政策议程功能和成效;发挥各议程优势协同参与;重视社会情绪,正确积极应对等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