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四章,共计 35,000 余字。第一章介绍了理论界关于刑罚权的不同概念,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刑罚权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刑罚权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具有专属性、强制性、特定性和扩张性,国家权力在政治哲学中的定位,影响着刑罚权在刑法哲学中的定位,国家权力归属于谁的问题,决定着刑罚权的利益选择问题。随着历史的推进,减少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干涉,以有限政府代替全能政府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和权利关系的模式,限制刑罚权是这一潮流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国家权力观念极度发达的中国,对刑罚权加以限制尤为必要。第二章对神授说和契约说这两种刑罚权的起源学说,以及纯正正义说、必要说、命令说、社会防卫说和折中说这五种刑罚权的根据学说做了一个详细的叙述和评析,认为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中发展而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一种现实的“主权在民”理论,因为没有民众权利的让渡和认可,刑罚权不会取得暴力的合法性,只是这一点被长期视为资产阶级阵营的思想,淹没在高度政治化和国家本位的主流意识中,因此才造成了刑罚权无拘无束的状态。第三章分析了中西方刑罚权据以成长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土壤。西方契约思想发达,所以国家的产生都被认为是一纸契约的结果,这虽然有违事实,却为民众<WP=4>用权利对刑罚权进行制约埋下了理直气壮的种子,自然法则是一种关于权力和权利关系的规则,它可谓是限制刑罚权的法律上的保证,总之,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契约文化、权利文化,它浸染了西方的刑法文化。中国没有这些,中国有的是君主专制和集权的政治传统,有的是刑法是统治阶级“刀把子”的刑法文化传统,而转变这种传统观念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第四章首先从刑罚的报应性和功利性两方面论述了刑罚权在一个国家生存的正当性,得出刑罚权的意义就在于它既为公民个人提供了免受来自他人对自己权利侵害的保障,也为国家创造了有效行使管理职能的有序氛围。其次审视了我国刑罚权的现状,认为重刑威慑从未在我国刑法中隐去它的身影,“严打”和现行刑法的立法都是这方面的明证,最后由市民社会对于契约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培养,政治国家和私人领域的分野两方面的意义入手,探讨了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从而加速市民社会的形成,进而营造刑罚权的社会制约因素的现实性,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更应该在转变刑法观念上下功夫,具体来讲就是由单一注重社会保护机能到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并举,从以国家本位、权力至上为出发点的刑法立场到以独立的市民社会和权利至上的刑法立场,刑事立法中弃重刑而取轻缓化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