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西汉刘向的经学思想及其经学实践长期以来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考究刘向的经学思想，反思其解经方法，不仅有助于揭示刘向经学的内容、特质、作用和价值取向，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西汉中后期经学的嬗变及整个汉代经学文化生态。　　 本文梳理刘向著作引经释义的主要内容，聚焦其书、其事、其言、其行及其精神品格，关注和理解其忧患、谏诫、求和的生存状态，以刘向“圆经”这一经学实践和文化现象为主线，详细分析了刘向经学方法和对《易》、《春秋》、《诗》、《礼》、《书》的理解、诠释和运用。刘向明经有行、博通众经，其经学诠释有自身特点。从解经方法看，刘向经学表现出“以类相从”的独特诠释方式；从涵摄内容看，刘向经学具有“以经统子”的经子圆融导向；从解经旨趣看，刘向经学体现出“以义行之”的通经致用立场。与西汉昭宣元成时期经学门户林立相对，刘向经学具有强烈的“圆经”价值取向。　　 刘向视《易》为诸经之原，引《易》释义，既重义理，又不排斥象数，结合人生实践，注重发掘易理及其人文价值，与专门的传《易》之学相对，刘向易学具有郎官易学的属性。刘向兼习《春秋》三传，承《公羊》、好《左氏》、诏受《谷梁》，认识到《公羊》学的负面影响，揭示了《谷梁》学重宗法情谊和礼义教化的重要价值，阐发了《左传》维护君主权威的积极意义，开启了东汉通儒经学之先河。刘向诗学不受师门家派束缚，对鲁、韩、齐、毛诗均有涉猎，兼收并蓄鲁诗的守真、韩诗的义理、齐诗的灾异等而为我所用，通过“以《诗》谏君”全面实践了“诗即是道”的解诗观。刘向在《礼》的研究中，提出文质相救论，认为文与质不仅构成礼的内外，而且构成礼制沿革的双重力量。通过对具体礼的分析，刘向突出礼之标示贵贱、承载道德、宣扬教化、推行王道的功能，对汉代制礼兴乐产生了积极影响。刘向《书》学体现了《尚书》“记言”特点，发挥“广听”功能，以《春秋》灾异诠释《洪范》的经与传，“推迹行事”、“以救今事”，以五行相生说明汉德属火，以五行五事阐释治国经验，以皇极建中要求维护王权，将阴阳、五行、灾异理论纳入了《尚书》经学体系，体现了究天人之际和拯救时政的赤诚之心。　　 总体而言，由于有着超于同时代经学家的视野和论域，刘向经学体现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有机统一的倾向。就工具层面而言，刘向“以类相从”的方法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以义传经”、“以事传经”和“通经致用”的经学诠释方法；就价值层面而言，刘向经学坚持“以义行之”，主张以经统子、经子圆融；就实践层面而言，刘向经学坚持人、事、义合一，以其终生的经学实践为“通儒”、“通经之士”正名。刘向无愧为史上为数不多的“直谅多闻”之士，汉代经学史应有其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