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当前的分工格局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一个突出特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融入以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为主导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已是既定事实。然而对于我国加入全球分工链条的利益问题,当前理论界提出了两种假说:悲观的观点认为我国可能会因发达国家的分配和入侵策略,被“锁定”于低端生产环节,彻底沦为“世界加工工厂”;而乐观派却认为我国会成为一头“猛醒的睡狮”,通过要素积累、技术外溢和“干中学”优化出口结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本文正是基于两种假设,从理论上探究了两种假说成立的约束条件,并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相关检验。理论上,从一个传统分工的分析框架出发,对比了发展中国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前后的贸易状况,通过对产品生产两阶段的拓展,得出发展中国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的贸易利得和由于同质性竞争所可能出现的恶化。进一步地,基于多环节的生产分析,发现要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会降低国际分工差异,而技术外溢和“干中学”虽然会促进一国绝对技术的进步,但因两国的初始禀赋不同却在一定条件下会相对优化(或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经验上,首先通过对垂直专业化程度和出口结构优化的测度,从整体和个体两个角度阐述了产品层面的分布和复杂性变动,发现部分产品的出口结构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分工的范畴,需要引入垂直专业化分工来解释。其次,基于计量的简单检验,得出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整体上获利的同时,随着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优化效应却逐渐降低,甚至于出现恶化的局面。而“联想”和“格兰仕”的升级之路,却给我国从生产低端向高端的演进提供了可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