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经济危机后,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而资产部门持续膨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中呈现出了“脱实向虚”的趋势。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强调:“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虽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是实体经济才是社会实物财富增长的源泉,经济“脱实向虚”不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协调共同发展。由此可见,防范经济“脱实向虚”,促进金融向实体经济的理性回归至关重要。上海莱士作为生物科技的实体企业,2018年12月的的股价崩盘现象及其金融化行为具有强烈的典型性和研究性。2015年,公司拟使用10亿元自由资金进行风险投资,2016年升级为40亿元。上海莱士在2018年2月9日因为资产重组而停牌,在12月17日复牌当天迎来上海莱士上市以来的最长跌停记录--连续十个跌停,除去补跌停牌期间下跌的26.6%,公司十天内65.1%的下跌依然多跌出了25.94%的股价。根据股价崩盘的定义--单日或数日累计跌幅超过20%,上海莱士的股价下跌现象明显是股价崩盘的典型代表。公司跌停的直接原因是公司在停牌期间的三季报显示2018年前三季的的金融化行为让公司血亏13亿,然而中间存在着非偶然逻辑。“千亿龙头坠落神坛:巨亏13亿”,“上海莱士炒股失败‘壮士断腕’”,“热衷炒股的上市公司--上海莱士的血亏之路”等一系列热点新闻相应而出,轰动一时。本文紧扣案例,探究了上海莱士金融化行为对股价崩盘的影响和传导机制,从而给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提供相关的建议。本文首先对上海莱士的金融化进行度量,发现公司的金融化水平从2014年的不到行业的0.08%到骤增到2015年是市场的3倍,在17年已经达到了行业的4倍。之后,本文利用股价崩盘风险模型度量了公司2011-2018年的NCSKEW和Duvol指标,发现公司金融化率上升的同时伴随着股价崩盘风险的积累,且有明显相似的增长趋势。从短期来看,用事件分析法发现上海莱士金融化对股价在短期内确实造成负面影响。在长期的传导机制中,本文利用VaR模型等发现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了企业低估了金融化风险,并且因为实体企业缺少投资行业专业人士,导致在策略层面和操作层面都没做出合理的判断;由于上海莱士的管理者过度自信造成的过度金融化,挤占了主营业务,导致公司偏离主业,在金融化过程中积累了股价崩盘风险;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上海莱士的金融化掩盖了经营不善的消息,在金融化获得高收益的时候,公司的可观利润会掩盖其主营业务问题,但是当公司金融利润失利时,由于管理者低估风险,其公司的主营业务的利润并不能够弥补金融亏损,并且将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不善的问题暴露在外,最后叠加停牌机制的导火索作用,导致了上海莱士的股价崩盘。上海莱士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管理者对于资本运作偏好超过了其实体产业。最后将上海莱士的经验扩展到行业和市场,从而给相关企业和政府提供一定的建议,保证实体行业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