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与西方悲剧理论的碰撞,从20世纪开始就充满了争议,是否能够将西方“悲剧”视角用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对接的条件和桥梁,始终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绕不开的问题。西方悲剧理论从古希腊时代起,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拓展,逐渐构成了一个融合其他学科,例如心理学、历史学等,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悲剧一词最早是作为名词使用的,主要是指产生于古希腊时期的悲剧,尤其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所创作的戏曲悲剧。后来经由莎士比亚等人的创作,这类戏剧的丰富与发展,这些作品开始为研究者所注意,为他们提供了丰富、有力的作品支撑,悲剧开始进入文学理论的范围,成为囊括戏剧悲剧的审美形态。悲剧理论的发展也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始,朝着多种维度进行演进。但究其总体特征,西方悲剧理论除了研究其民族文学、地域文学的民族文化特点之外,还总结阐释了人类对“悲”这一审美体验的情感吸收和事实反馈,弘扬与劝诫的作用是始终存在的,不以时间、地域为限定的。将悲剧理论的研究目光由西方收回到古老的中华文化时,中国学者很容易简而概之地认为古代中国缺少“悲剧”,因为在19世纪西方悲剧理论译介到中国之前,我国传统曲论中是没有“悲剧”这样的字眼的。关于这一点,几乎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理论界经久不衰的研究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理论依据,或是支持或是反对。但事实上,虽然中国古代曲论没有类似于西方悲剧研究的一整套完整驳杂的理论体系,但是早在很多年前,中国古代的曲论家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悲剧区别于喜剧和正剧的特征,并创作出了有别于西方悲剧的中国式悲剧,且这些“令人醉鼻”的中国古典悲剧一直活跃在戏曲的舞台上。中、西悲剧在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情境上虽然表现出多样化,这是由于培养悲剧的文化土壤异质造成的,但二者所传递出的悲剧精神却是一致的,即都表达了人类在生活苦难中的情感体验,赞扬了人们在面对痛苦时内心的崇高和与苦难抗争的战斗精神,弘扬了真善美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承认中、西方悲剧有共同之处的前提下,结合西方悲剧理论来分析探讨中国古典悲剧,是存在逻辑合理性的。“团圆之趣”作为最能反映中国悲剧民族特色的一点,最为西方悲剧论者诟病,但也最具有民族文学特殊性,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原因,审美心理原因,创作文化传统和戏曲发展背景等。探究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背后的文化原因,对理解中国古典悲剧甚或是整个古典文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理解成因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典悲剧独有的魅力。近现代著名曲论家王季思先生在《中国古典十大悲剧集·前言》中明确提出:“能够被称为是中国古典‘悲剧’的戏曲作品必须要具备有悲剧性质的冲突、人物、情境,还要能够引发审美上的快感”。这与西方悲剧理论有显而易见的相同之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布拉德雷等不同时代的西方理论家都有过类似的表述。基于上述论断,本文选取了学界大范围上认可的三部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作品《赵氏孤儿》、《琵琶记》、《长生殿》作为文本研究对象,期望通过西方悲剧理论分析中国古典悲剧内蕴的合法性,以悲剧的视角对中国古典戏曲进行讨论,深层面考察古代戏曲的悲剧精神以及表达方式;对中国古典戏曲中,集赞美与诟病于一身的“团圆”结局作研究,探讨这一特色与悲剧精神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的意义和产生的原因;证明中国古典戏曲中存在西方理论意义上的悲剧,且“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创作中最有民族特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