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构成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回望历史,受长期二元户籍制度影响,社区治理一直带有鲜明的“城乡分治”烙印。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城乡一体化加快、社会融合加速。“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不再泾渭分明,“市民群体”与“农民群体”也不再各自为阵。但是,在珠三角等集体经济发达地区,同一个社区中却出现了“市民群体”、“农民群体”、“外来群体”三类区隔明显的群体,社区治理步入“三元化”时代。自社区研究发端始,社会舆论对于这类集体经济社区的批评与质疑不绝于耳,却鲜见学界对于集体经济社区加以细致剖析和全面检讨。本文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三元化社区”概念,分析“三元化社区”所面临的治理张力及其消解策略。不同于以往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等以地域形态为标准划分的社区类型,“三元化社区”是指在户籍与村籍双重制度割裂下,在同一社区(村落或集镇)形成地具有明显区隔特征的农民、市民、外来三个群体。这三个群体在地位、收入、福利、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于在心理上互不认同,构成“三元化社区”。这也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难以适用,传统与现代、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礼治与法治、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这些二元概念亦无法套用,亟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概念体系与之对应。本文从中西、古今两个维度梳理了社区治理的时序演变,总结出当今社区治理的四类关涉问题,从而肯定了社区内部存在利益群体的判断；总结了导致社区变化的三种力量,验证了社区外部力量最终都是通过组织结构起作用这一假设。受社会结构紧张理论的启发,用“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替换了“文化价值与制度手段”,弥补了“国家与社会”太过宏观、“制度与生活”难以操作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再借鉴治理理论“持续互动”的理念,将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在社区治理的场景中联通起来。具体来讲,本文采用驻地研究的方式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以社区治理理论和社会结构紧张理论为基础,以“三元化社区”为研究对象,以“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为切入点,展现和理解“三元化社区”的过渡性、不稳定性和动态性特征以及城乡关系剧烈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探讨“三元化社区”的治理策略。南海的“三元化社区”是由其独特的非农化路径所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南海另辟蹊径,依托集体土地参与工业化,南海以土地参与工业化的模式决定了南海不同于其他模式的利益分配规则、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农民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方式,进而形成相对独特的“藏富于村”城乡关系：以农村繁荣为基础的逆城镇化发展。集体经济利益的“吸铁石”效应使外来人口慕名而来,而社区公共生活的封闭性又将妄图分享利益的外来人排除在外,在原住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形成裂痕。和140万外来人口同样遭遇的还有大约46.3万的城市户籍人口。这两个群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是农村集体股份制的“体制人”,均属于“没钱分”之列,是不享有股份分红权利的两个群体。如此一来,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作为第二道分界线,在本地人当中划分出享有股份分红与不享有股份分红的两大利益群体。与户籍制度造成分界相比,农村集体股份制造成的沟壑更加难以逾越,因为牵涉到更大的利益和更深的权利待遇问题。至此,在户籍与村籍双重制度的强化下,南海区的常住人口分为明显的三个部分：一是外来人群体,二是市民群体(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是农民群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社员股东),三大群体勾勒出“三元化社区”的基本轮廓。外来人口为当地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汗水,当然希望获取集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现实中本地人往往加以排斥。此外,随着农村经济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股份分红较高的农村,“农转非”人员要求回迁,“外嫁女”要求参与股权分配等问题,使得本地人中享有股份分红的群体即社员股东与不享有股份分红的群体两大群体隐藏的深层次矛盾开始锐化和暴露。多元利益诉求冲突已经成为南海基层社区中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南海基层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于未能洞悉“三元化社区”外部紧张与内在张力的独特内涵。在乡村社区外在形态已经城镇化的情形下,其治理内核并未实现非农化的转型。“三元化社区”的组织结构依然沿袭人民公社时代的三级所有的集体范畴,所不同的只是称谓上发生了改变,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治理结构实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变成了现在的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用经济社代替了之前的生产小队,更多地侧重于集体收入的再分配；经联社取代了生产大队,更多地涉及社区福利与社区保障,以及社区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等有关社区居民生存环境的农村社会性发展。组织结构紧张与利益群体分化构成“三元化社区”的内在张力,本质是三元化利益群体与一元化组织结构的不相匹配。具体而言,群体不断分化,组织结构却在不断集中,组织结构的更新严重滞后于利益群体的分化,产生了“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的错位互构。因此,“三元化社区”治理实质是梳理“利益群体”与“组织结构”的对应关系,消解两者外部紧张和内在张力。通过“村改居”、“政社分离”、“政经分离”改革,突破城市与乡村、本地与外地的差别。一方面,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的秩序,促使集体经济走市场化、社会化之路。另一方面,让自治组织从经济组织中剥离开来,回归其应有之位置。重构“主任搞服务、社长抓经济、党委总协调”的分离型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群体与组织的关系,从之前群体依附于组织过渡到组织为群体服务,兼顾社区内三类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以组织结构的创生回应利益群体的分化,以多元化的组织方式应对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使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一种身份,将有钱分的村民剥离出来,冠以“社员股东”之名,无钱分的村民或可称其为“农人”以对应“工人”。村民与社员股东两种身份的权益与责任是不同的,再不能简单地叫做村民分红,以此打破集体经济的制度藩篱。村落不会终结,农民不能终结,要终结的是人民公社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