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是历代中央王朝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尤其是明清两朝,不但倾力开拓西南,而且也注重推动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此历史背景之下,贵州不仅从“无”到“有”,且取得了长足发展。与其他区域有别的是,明清以来贵州社会经济的进步,基本上是在王朝制度的强力推行下而实现的。贵州能称之为一个地区,亦需从其成为一个省级建置开始说起,而贵州都司的设置,正是贵州地方行政区划得以形成的基础。明代卫所制度的推行及其变革,是引发贵州逐渐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地域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从明代卫所制度推行及其变动下的政区、城镇、文化区域以及人群移动与民族分布等方面,论述贵州地域社会在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明初在贵州广置卫所,贵州大部分疆土被纳入明王朝直接管理之下,卫所成为管理疆土的主要机构。在此基础上,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省,从此结束了以羁縻统治为主流的历史,取而代之者,是卫所与州县两套疆域管理系统并行的经营模式,其中又以卫所为主,直至清初卫所彻底郡县化之后,这一局面才得以彻底改变。然值得注意的是,卫所从明初落地贵州开始,即明显带有因地制宜的变通性,换言之,就是卫所具备着可调整性。具体而言,是一些卫所在经营贵州的过程中,出于地方具体实际与需要而改置为军民卫所,这一转变,从制度上给予了卫所管“军”又管“民”的权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军管型政区”,迨其“熟化”到一定程度之时,这些军民卫所逐渐以分割辖地而设置州县的方式,步入了郡县化的历程,时至晚明,贵州的军民卫基本完成了这一过程。而清初大规模裁撤卫所,以之设置或归并州县,贵州府、州、县三级地方政区管理系统配套基本完成,至雍正时期,湖广都司绣错于黔东南一线的卫所裁撤完毕,设置新县,进而调整省界,贵州地方政区格局藉此得以最终形成。明代卫所制度的推行,伴随着卫所城的筑建,城对于地域社会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整合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地区繁荣的表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明代之前的贵州,除了一些寨堡之外,并无城可言。卫所城的大规模修建,由于其具有鲜明的军事功能,城墙高耸,成为名副其实的城,这与一般由商而兴的城市,是有区别的。然而,贵州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变乱频发,卫所护卫州县的职责极为繁重,为应对这一问题,府、州、县寄寓于卫城,形成了“州卫同城”的特殊现象,这使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卫所城,也具备了州县城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卫所军户移民的持续迁入,外来人口逐渐增多,他们聚居于卫所城的周围,从事社会生产或商业活动,使卫所城逐渐又具备了商业职能。于是,卫所城逐渐发展成为集军事、政治、商业、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亦因如此,当日后裁撤卫所设置州县或归并州县之时,这些卫所城直接转换成了州县城,由此构成了日后贵州城市的基础。此外,在卫所城墙之外,还修筑了大量的关隘、铺、堡、屯、寨等军事防御堡垒,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成为集镇的前身。这些卫所城与城墙之外的堡垒一道,逐渐形成了贵州地域社会中的城镇体系。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贵州卫所城“一线路”上的分布特点,导致了贵州城镇亦呈出分布交通线上的特点。这种特点虽然不利于贵州地域社会的全面发展,远离交通线的地区,城镇分布稀少,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亦正因这样的分布特点,型构出了贵州内部的文化多样性、经济模式的丰富性和民族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的地域特色。学校教育是明代统治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其与道理、政教、人才培育及正风俗,均有重要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有明一代,陆续地修建各类名称不一的学校,以达“善治”天下的目标。贵州“遍地皆夷”,是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区之一,学校教育成为明王朝治黔的重要方略之一,藉此实施教化,变左衽而右衽,亦成为宦黔士人的政治理想之一。然明代贵州的学校,卫学数量多达22所,成为全国最多为卫学的地区,在贵州教育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其教育的对象,多为卫所移民子弟,这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卫籍人员,在科举竞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由此而产生的区域差异,表现为远离卫所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是文化教育上的“沙漠地区”。因此,虽然明王朝在贵州设置了各类学校,其意虽善,用力亦勤,但由于各类学校的教育对象并不尽同,其效果亦不能一概而论,由此导致的地区差异与人群所受教育的多寡,直接影响到文化核心区与不同风俗区的逐渐形成。明代卫所制度而引发的人群移动,对地域社会的塑造影响最大,地域社会的形成,“人”的活动显然极为重要。明代以前的贵州,可谓“异域”,但其具体情形,因史料匮乏,大抵留给人们的印象只是一个处于羁縻统治而少数民族众多的社会。而明代卫所制度的推行,卫所移民连续性地不断迁入,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而且成为贵州多元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军户,分布在卫所里,不仅肩负着戍卫着边疆的重任,而且也从事着各类社会生产活动。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这些卫所官军后裔大致有两大去向:一是世代聚居在卫所驻地,坚守着汉人的身份与文化传统,形成了点状分布的“屯堡”村落。二是随着军户人口的增长,卫所有限的辖地并未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们,于是,卫所之中未能袭替武官的军余与舍丁等群体,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之中,与其他人群一道,型塑出了形态不一的村落社会。这些村落,虽然在后世的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少数民族村寨(如苗寨或侗寨等),但“汉”的因素极多,许多村落带有明显的卫所痕迹,呈现出“亦汉亦苗”或“亦苗亦汉”的文化景观。综上,本文的结论是:明清时期贵州地域社会的形成,与明代卫所制度有直接和紧密的联系,正是卫所制度的推行及其变动,造就了贵州文化多元并存的基础。实土卫所逐渐向州县系统演进;卫所城址逐渐由军事功能转变为兼具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中心的城镇;卫学教育开启民智,推行教化,逐渐形成了贵州的文化区域中心,并加速了风俗分区的形成;卫所移民的持续迁入而逐渐形成的军户群体,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他们不仅卫戍边疆,而且与少数民族人群一道,逐渐开拓出了贵州地域社会中的多样性景观,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生的多元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