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在刑事立法中,普遍通过犯罪分层制度对犯罪行为进行划分。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法治建设的要求也不断增加,我国刑事立法的目的也因此发生改变。如何运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尽可能遏制犯罪行为成为社会发展新时期的价值追求。因此,微罪的确立是符合当前的刑事立法需要的。通过比照国外犯罪分层标准、模式和我国的立法现状,可以将微罪定义为法定最高刑为拘役的犯罪。《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法定最高刑仅为拘役的危险驾驶罪,这是微罪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微罪数量也在此后的刑法修正案中有所增加。将拘役作为法定最高刑的设置冲击了我国原有的刑罚体系,也促进了刑法结构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刑法中并没有对犯罪分层制度进行规定,同样对于微罪制度的构建也并无统一规定。因此就微罪范围的划分和立法趋势,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和立场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微罪本质作为罪行轻微的犯罪行为,其设立和扩张是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微罪立法也是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微罪立法通过扩张刑法的制裁范围,严密刑事法网的同时保障了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加刑法所保护法益的同时实现了刑法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也能通过明确犯罪行为的标准,帮助普通群众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树立科学的规则意识,加强法治观念建设,减少犯罪行为发生。但刑事法网不断严密的同时也会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如何在立法过程中坚持体系化思维,平衡微罪入刑所造成刑事案件数量增加与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避免我国“重刑主义”刑罚观念影响下,微罪量刑畸重和刑罚负面效应过于沉重的不良影响,都是微罪立法犯罪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微罪立法犯罪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通过“渐进式”的微罪扩张路径严密刑事法网,从而实现对刑事案件的分流处理。实体法上,明确犯罪分层标准,将犯罪行为划分为重罪、轻罪和微罪。在立法过程中坚持适度犯罪化,以“人身自由罚”为标准科学限定微罪圈,避免出现因案件数量上升而导致的司法资源崩溃的局面;同时坚持“刑罚轻缓化”的立法目标,合理设置法定刑类型和范围,完善刑罚体系,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避免刑罚弊端扩大化。程序法上,通过诉前案件分流,即划分案件类型从而适用不同诉讼程序。设置不同类型的简易程序和不起诉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基础上,也能减少当事人诉累。配套制度上,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理念,构建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明确前科消灭制度适用的范围和程序。尽可能减少犯罪“标签”效应的不良影响,在打击犯罪的基础上切实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